父母在,不远游(深度好文)

我十八岁离家,今年虚岁三十六,算起来,迄今的人生里,一半时间都在外。这一半的时间里,驱使我不断离家远走的,无非是所谓“学业”和“事业”。父母在人前夸耀儿子时,所依据的也无非是这两点:学业圆满,事业小成。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这一切理所应当,从未想过另一种可能。可以说,前三十年,父母和我共享了它的荣耀,但是,从现在起,我们要开始分食它的苦果。

今年春节,父母来上海和我们一起过年,那一天,全家人挤在沙发上看小品,欢声笑语之时,老家一个电话打过来:姥爷去世了。我们的欢乐就此结束,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拎着匆忙收拾的行李来到虹桥火车站,四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了那个悲伤、破败的北方。一路上,母亲流泪,后悔,如果她不来上海过年,就能看姥爷最后一眼,或许还能救姥爷一命。我一路安慰她,心里却在想:他们来上海过年尚属偶然,我却常年定居在此,有一天,当我的父母老去时,我能侍奉左右吗?我能赶得上最后一眼吗?

广大生在欠发达地区的青年人少小离家,一窝蜂地扎堆“北上广”。从正面看,这是社会流动,是资源合理配置,殊不知,隐患早就埋下,代价异常昂贵。当年我兴冲冲离家,眼里只有名校、大都市与锦绣前程,却不知出来混,迟早要还。如今父母年迈,能见到我就是他们最大的福利,见不到我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折磨,我却吝啬得每年只给他们一两次见面机会。这就是代价,该是我们还债的时候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农民工身上,几千年来安土重迁,如今却要背井离乡,他们合力主演了三十年的经济神话,却留下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更可悲的是,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人,并未因此获得他们的尊重与谅解——那些“北上广”的当地人,那些一辈子不曾离开父母半步的人,他们嘲笑外地人“报恩”父母的想法太陈旧,他们视回家过年为陋习,视春运为灾难,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外地人那颗思乡的心,为何如此迫切?如此不通融?你向他们倾诉,他们一句话就给你顶回来:谁让你来的?你老老实实待在家乡不就没这些麻烦了吗?

古时父母去世,做官的要告“丁忧”,回乡守孝三年,三年后才可陈请复职。即使普通百姓,三年内也不得婚娶,如有特殊情况,必须在百日之内操办,叫做“借孝”。据说曾国藩当年守孝挂帅,就是由咸丰皇帝亲自下旨借孝的。放在今天,这样的规矩或许多余得可笑,但是现在,我却越来越觉出它的庄重。胡适的儿子出生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这位新文化的领军人给儿子写了一首诗,“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的儿子”,语出惊人。但说归说,做归做,胡适本人却是极孝顺的儿子,他客居海外时,坚持每天写家书一封,让老母亲时时读到儿子的信息,待到胡适的儿子长大,他也用这标准来要求儿子,全不顾年轻时写的那首诗了。今天,我们的通讯手段无比发达,有谁能做到胡适这样?别说每天一封信,哪怕每天一个短信?

高铁、网络、中国电信,并没有让亲情更便捷。骨肉被分隔两地,血脉被拉长稀释,年轻人即使有心,也已经无力,在奔走求生的现实重压下,亲情早被挤压得所剩无几。

网上有人感叹:“这些年,我所有的眼泪都流在春节结束后,父母送我上车离家的时候。”情真意切,却万般无奈。

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亲情并未退化到泯灭,它仍然死守在我们内心的底角,当朋友不可靠、爱人不可靠时,父母几乎是我们最后的情感依托。“养儿防老”,儿却远在千里之外。这一代的中国父母,把全部心思都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们太疼惜孩子了!要知道,牵挂是相互传染的,是要继承的,父母过分的爱,成为子女不能承受的重,要变本加厉地“返还”给父母。如果中国人的亲子关系也像外国人一样相对独立,我们两代人是不是都可以更洒脱一些?

从父母角度来看,他们也有更多的理由牵挂子女。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后半句是说:如果子女一定要远游,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让父母放心的去处。可是,这恰恰是一个“无方”的年代,青年人漂泊异乡,身心无处寄放,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家。这正是让父母放心不下的地方。很多年,母亲担心我的早餐,怕我早饭没有着落,潦草应付过去,亏了身子,“不怕一顿不吃,就怕十顿不饱”。我常嘲笑她,说她本末倒置,用我的话说,“早餐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事情”,我有那么多人生难题、终极困惑你不关心,偏偏要纠结什么早餐。可是,今年,我体会到了她的深意。稳定的、营养均衡的早餐,正是“家”的首要标志,是“有方”的重要前提。对一个母亲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担心。

一位海外学子在日志上说:“我十九岁上曾发誓,父母去世之时守孝三年,如今我再发一誓,毕业后五年为期,纵弃前程锦绣,亦决然回家,以全人子之心。”还有人说:“有人问我,为什么上完学不留在大城市要回来工作?我说,因为家里有我的家人。我自认为,工作不是说签了牛逼的企业或者去了牛逼的地方你就牛逼了,工作不过是为了过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我不喜欢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建设别人的家乡,等到爹娘老死还要赶着飞机回去,还不一定买得到票!”少数人的回归和反抗,让人钦佩,但另一个事实是,大部分人仍被时代裹挟,急惶惶踏上不归路,却忘了其实身后还有另一条退路。

“人生在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这话放在亲子关系上也成立,对父母来说,我就是他们的“面子”,我自幼学习好,不惹麻烦,上学工作都没让父母操心,现在混迹大上海,娶了上海的漂亮媳妇,在北方的县城,这些足够他们炫耀了。但其实,我不过是一张“面子”,我一点都不实用,我只有观赏价值,基本没有使用价值,父母不要我的钱,我也没能力为他们托关系走后门,我们相隔六省一市、一千公里,每隔一星期或十天我和他们通一个电话,一年回去一到两次,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也就半个月,对他们来说,我越来越只剩下象征意义。我的父母为了省下一块钱的公交车票,甘愿步行几站路去办事,我在上海,一个月打车费上千块,下一次馆子就够他们一个月生活费,我们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

万幸的是,我的父母还有一张“里子”——我的姐姐,她在省城,衣食无忧,她把父母接到身边共同生活,给他们吃穿,带他们看病,陪他们聊天,忍受他们的争吵和絮叨。姐姐可能没有那么多值得吹嘘的头衔,却是一个尽职贴心的“小棉袄”,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甘愿牺牲的“里子”,才有了我这个逍遥法外的“面子”。但是,我越来越不能原谅自己,尤其当父母六十岁以后,当父母的父母相继离世后,我越发意识到他们的孤独无助。做父母的,哪怕有十个子女,每一个也都是不可替代的,我不该以任何理由推卸责任。

“今生还能和父母见多少次面?即使父母活到100岁,你每年回家见一次,还能见多少次?”这条微博在网上广为流传,每个人都在默算自己的数字,每一个数字都触目惊心。亲情在倒计时,永别似乎近在眼前。

姥爷去世,我和父母踏上北去的高铁,列车长啸,以300公里的时速追赶猝亡的老人,追赶逝去的亲情。此刻,我的父母已成孤儿,他们只剩下我们,而我们已经成人。那一夜,我在手机上悄悄记下:平生第一次,我发现了比生命、爱情、正义、写作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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