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我们都走过耳听爱情的年纪

文 李筱懿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这本书我看过很多遍,可每当读到这句,依旧眼湿。

1998年,她87岁高龄,却在这时接连失去亲近的女儿和深爱的伴侣,该是怎样排山倒海的疼痛与孤独,那个年纪,身边能说说话的朋友恐怕多半已经不在,连追忆往昔、与人聊天都成了奢侈,她怎样独自平静而安宁地走过从1998年至今的17年?

而其间,她并不是没有机会找个生活的伴儿和慰藉。

有一天,社会学家费孝通费老来拜访她,她是他年轻时代的心上人,只是她对他却没那份情谊,当年,她与钱钟书相恋后曾经写过一封信给费孝通:“我有男朋友了。”没想到憨厚的费孝通急了,找到她“吵架”,觉得自己更有资格做她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年少相识青梅竹马,最后两人达成只做普通朋友的“协议”,以至于很多年后,费老依旧对记者说,杨绛是自己第一个心上人。

费老来看她,甚至细心地为了不惹她多心带着自己的著作请她“斧正”。

旧友重逢,喜上眉梢。

怀旧或者共情,只能发生在两个阅历相近水准相当的人之间,可以想象这样轻快的交流给她独居的晚年生活带来了亮色,可是,嘘寒问暖相谈甚欢之际,她突然觉得失态,态度立即冷下来。

送别费老时,比她还年长一岁的费老扶着扶手颤颤巍巍走下楼梯,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原本温情的她瞬间成为绝情的人,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他须臾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读过这些钟书先生的身后事,再去看她写的那些话,感触完全不同: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 ,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锺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我们看过了太多轻飘飘的爱情,而一个能写会说的经典才女的情谊,从来没有停留在言辞,她既有言语的浓烈,更有行为的厚度——甚至,正是在行为的支撑下,言语才浓烈得有厚度。

真正的爱,向来不仅是说得好听,更是做得好看。

前段时间,朋友圈里一个软妹子转发了条微信,标题是《最打动女人的十句话》,我好奇点开,这些打动女人的话包括:

“陪伴,就是不管你需不需要,我一直都在。”

“你的腿一定很累了吧,因为你在我脑海中已经跑了一整天了。”

“无论她有多大错,她开始哭的一刹那就是我错了。”

我不知道多少女孩会被这些话打动,但是,至少,这些话打动不了我。

不管需不需要都在,那不是陪伴,那是骚扰;在别人脑海里跑一天,那个“别人”未免太闲了;而哭,往往只是情感宣泄,起不到多大实际作用。

但是,从她转发的这条信息,我突然明白了少女和熟女爱情观的差异:少女是听觉动物,爱情对她们来说是“谈”恋爱,语言表达具有决定性作用;熟女是感觉动物,她们明白真正爱你的人没空说很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爱你的事,就像金星说的:“等我女儿长大了,我会告诉她一个男人心疼你挤公交,埋怨你不按时吃饭,一直提醒你少喝酒伤身体,阴雨天祝福你下班回家注意安全,生病时发搞笑短信哄你,请不要理他。然后跟那个可以开车送你、生病陪你、吃饭带你、下班接你、跟你说‘什么破工作别干了,跟我回家’的人在一起,我们都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

是的,熟女们大多走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而少女,却基本都停留在耳听爱情的年纪,就像转发这条微信的姑娘,她每一次恋爱都很投入,却没有一次结果完满——我说的完满绝对不是结婚,结婚不是评价感情价值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标准,好的感情会让人成长和成熟,但她的爱情不是,她在每一段关系中都或多或少被伤害。

而那天,看了她转发的内容,我多少有点了解她,以及和她类似的那些姑娘被伤害的原因:爱情虚实变幻真假相掺,一个人的心、口、手可以分离,真正的爱从不停留在长情的告白,而在于长情的体恤和疼爱,最廉价的,就是那些只停留在口头的关切和承诺。

人精力有限,某一方面特别优秀肯定对应另一方面的短板,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太会说话的男人不太会做事,太会做事的男人没有精力甜言蜜语,就像聪明的男人多少和“老实”不大沾边,而厚道的男人大多有点木讷不善言辞一样。假如你需要的是踏实可靠的男人,往往要容忍他敏于行短于言的弱点;而如果你喜欢听漂亮话,就要接受这个男人的漂亮话不仅说给你一个人听——大多数人都不具备让才华锦衣夜行的低调,是个特长总要炫一下,尤其是会说话的特长。

而一个男人,有多少口才用来表达爱你,就有多少口才狡辩不爱你。

就像当年李敖从刘会云移情胡茵梦,胡茵梦问他怎样向刘小姐解释,他的话连最会写的胡小姐都绝倒:“我会告诉她,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暂时避一下。”

从容到几乎无法反驳的狡辩。

从男人的角度,可以把这理解成真性情;可是,我是女人,我把这理解成劈腿,一个会说话的男人劈腿,真是让人连倾诉都觉得无语。

停留在口头上的爱情,犹如远距离的精神依赖,很容易在遇到现实的矛盾之后灰飞烟灭;而有执行力的爱情,是生活中无限靠近的相看,是细节磨合碰撞之后的体谅,也是现世琐屑的分担。

1937年5月,杨绛先生的女儿钱瑗在牛津出生,她的父亲欣喜地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家务的新爸爸炖了鸡汤,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妻子吃。杨绛先生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说,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真正的爱情,可不就是行动的奇迹?别人眼里再不能做的事,到了她这儿,便一切都开绿灯。

那天,我想了想,还是给软妹子发了条私信:说的人只是动了嘴,听的人却动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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