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恐怖主义:把战争带到每个人身边

不知不觉,“9•11”事件已经过去了14年。就在今天,法国再一次遭受了严重的恐怖袭击。恐怖分子袭击了一座音乐厅,残忍的杀害了厅内正在听音乐会的人群,截止本文推送时,已造成153人丧生。

它们做的,并不止这些。

虽然大胡子拉登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但更残忍、恐怖的ISIS脱颖而出。从科幻作家的预言中走出的“城市恐怖主义”,正在把战争带到每个人身边,把世界带入不确定的阴云中,并逼着我们去应对不完美的未来。

“9•11恐怖袭击”烟尘笼罩下的纽约。如今烟尘已落定,影响仍在延续。

“城市恐怖主义”:从预言中走出

值得一提的是,极富眼光和远见的阿西莫夫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曾预言,“城市恐怖主义”将会兴起。他把他的分析和见解写进了《灾变的选择》一书里(中译本名为《终极抉择——威胁人类的灾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王鸣阳译)。可是,编辑老爷却认为这未免有点儿危言耸听,于是便在审稿时把它删去了。为此阿西莫夫很不开心,1992年他在自传中写道:“这本书于1979年由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出版。市场反应很好,我却一直不高兴。编辑删除了我关于城市恐怖主义的那部分。他从没有向我解释,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出版社似乎认为我写的东西会有不愉快的后果。我觉得这就像是对我作品的审查,我多少有点儿怨气。”

科幻大师20多年前的预见令人叹服。如今,“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球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就在美国世贸大楼被毁后,《洛杉矶时报》上登载的一篇文章预言:“下一个重大事件”将不是“某个科技革新或医学上的突破”,而“可能是恐惧”。

杞人之忧变成全民之忧

全球城市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丝奇雅•沙森,在2005年7月访华时跟记者谈到,1998年是恐怖分子把城市作为首要袭击目标、恐怖主义开始城市化进程的转折点。沙森称:“9•11”之后,美国及其盟友先后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可谓捅了多个恐怖“马蜂窝”。冤冤相报,如今全球的多个名城均在“反恐战争”的大旗下,岌岌可危地暴露于恐怖分子的袭击视线下,城市恐怖地图正在全球不断蔓延。

巴黎,正遭受恐怖主义之痛。巴黎,离我们并不远。图片来自Instagram网友vutheara

现在许多人已经注意到:过去只是在科学幻想小说中出现的事情,如今竟然一样样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那些单个人的“忧虑”,如今却成了全社会、全人类共同的“忧虑”。

“反恐战争”这种特殊类型的战争,无疑将不再是传统上兵戎相见的双边对决模式,而将是一种“捎上”第三方的三角模式:城市与城市居民将为此“埋单”。

更值得警惕的是,恐怖主义所带来的风险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已呈现出具有倍乘效应的快速增长势头。也就是说,恐怖分子活动能量的增强,恐怖活动的杀伤力的极大提高,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核技术、基因工程、遥控装置技术等)的发展密切相关。而恐怖分子实施恐怖活动的工具和手段一旦“高技术化”,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种情形,正如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我们正在打开“一个崭新的潘多拉盒子”:当国家与政府目前通过军队和警察而拥有的对暴力的垄断特权被打破,而国与国之间未能形成有效的屏障进行阻挡的话,个人化的战争之门就有可能被恐怖分子所打开,全人类由此将会承受更大的、史无前例的灾难。

前不久发生的导致数十人丧命的挪威枪击案让公众开始警惕,未来的恐怖主义也许并不是与伊斯兰相关的恐怖分子,而是拥有武器甚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反社会“孤狼”(LoneWolf,该词在历史上曾被用来形容美国百人之上的种族主义反社会者)。

跟一种“新型敌人”作战

近年来,恐怖组织的数量似乎仍在与日俱增,这一方面反映了获得武器和炸弹的便利,一方面也反映了财富的增长;而且,新型恐怖行为颇具国际性,一些恐怖组织在合并,另一些恐怖组织在兴起,;甚至,全球恐怖网络组织已然成为当今世界最有成效、最强大的组织之一,他们正在改变历史进程,并导致投入巨大人力和巨额资金的所谓的“反恐战争”。

美国的军事指挥官常常感到他们是在跟一种“新型敌人”作战。这种敌人的特点是:善于学习,善于变化,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并且创造了许多超常的方式来推进他们的事业进程。无怪乎有社会学者指出,拉登和他的下属并没有发明恐怖网络组织,他们仅仅是在煽动和利用激进分子的愤怒情绪,并在他们的发展进程中提出了自组织法则。

恐怖主义的本质是没有自我约束。它之所以会造成悲剧是因为这样一个理念——最好的进攻是不会触发最好的防御的进攻。比起大规模进攻,小规模的袭击更不容易触发警铃。

在人们最担心恐怖分子掌握的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核武器是最危险的。核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一旦恐怖分子获取能够被用来制造核武器的原料,后果不堪设想。耐人寻味的是,核恐怖的矛头指向,竟然就是最先开发出这种恐怖工具的美国。

危险性仅次于核武器的是生物武器,然后是化学武器。别忘了,1990-1993年间,日本恐怖组织奥姆真理教就曾寻找生物和化学武器,并至少先后9次在东京和美军驻日基地散布生物病菌。最致命也是最令人震撼的一次袭击是1995年他们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造成12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

本次恐怖袭击中受伤的平民。图片来自路透社。

它们认为自己是正义的

最近十多年里,“视死如归”、“以身试弹”的自杀性袭击者层出不穷,令世人震惊、恐惧不已。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孕育”出来的呢?

对于某些自我毁灭的行为,进化论多少能够做出一点合理的解释。而学者们在讨论利他主义倾向,研究行为科学、进化理论与互惠的起源时,也不能不涉及这样一个问题:进化的人性会为爱和正义留有空间吗?

有一种理论认为,自我了断的冲动也许表达了一种为让亲人活下来而自我牺牲的本能:要么是因为这些亲人会从自己的死亡中得到拯救,要么是因为这些亲人会从他们“省”下来的资源中得到很大的益处。这种行为的基因存活是会得到强化并且遗传下去的。

按照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的分析,自然选择可能是自杀性袭击者得以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自然选择使人显示出不同的性情和欲望,这些性情和欲望在遗传过程中对环境具有适应性。比如,亲人间的无私相助就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

恐怖事件发生后,社交网络上充满了对巴黎的声援。公道自在人心。

在生物学领域里,这种所谓的“利他主义”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含义,即单个生物体的行为,降低了该生物体自身的再生适应能力,但增进了至少一个其他同种成员的再生适应能力,也就是影响了一个个体基因出现下一代基因库的相对频率的能力。

人们已经观察到,许多种类的动物都具有为其同类而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行为。尽管它们并不知道“高贵”为何物。

可是,在所有的动物中,也许只有人类才会发明“人肉炸弹”,以自身的消亡换得与敌人及无辜者的同归于尽,这实在是把生存的斗争发展到了极致。

在我看来,这些人大抵可以说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出于自由意志并被其赋予了某种意义的所谓“积极的”死亡,而且相信那种作为是他们改变世界的唯一途径:“你为他人牺牲,他人就会为你实现梦想。”

对众多恐怖分子的心理分析显示,恐怖分子没有任何可以确认或者说可以识别的精神病理学特征;而且,大量的研究还表明,从精神上说,这些恐怖分子简直是令人震惊的“正常”,根本没有所谓的“恐怖人格”;从外形上看,有些恐怖分子跟“邻家男孩”无异,有的还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稳定的经济收入。

其实,在个人的价值观及行为背后,往往有着某种微妙的东西在起作用。在不同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圈里,“仁”、“义”也会有不同的解读和含义。如果说,鱼与熊掌是在两种欲望中权衡得失,那么,舍生取义则是在“生”和“义”这两个境界中做出抉择。

遇袭后慌乱、紧张、恐惧的街头。图片来自路透社。

纷繁的世界,复杂的人性。

想起了一位历史学家讲的话:当今时代的希望和危险远远超过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人类还从未看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如此灿烂夺目的前景,但人类同样也从未见识过潜伏在这种前景后面的蘑菇云。

我们置身于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同时也生活在一个紧张和恐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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