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为何会革文化的命?

文 张鸣

文化大革命,革了文化的命,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文革期间,因为破四旧的缘故,多少文物遭劫,恐怕已经难以统计,地面建筑,除了几个特别著名、由军队保护的,基本上都化为瓦砾。至于雕塑、牌匾、器皿、书画等等,被践踏、捣毁、焚毁者根本没法计算。文革也是个全民焚书的岁月,秦始皇和项羽的焚书,跟文革比起来,漫说小巫,连小小巫都算不上。纳粹德国的焚书,也无法与之相比。举国上下,没有什么书是可以幸免于火神爷祝融氏的,中国古代的书,是封建主义的,外国书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苏联的书是修正主义的。1949年以来出版的书,是中国修正主义的。封资修三字标签一贴,扫荡一切。能幸免的,除了马列选集,就是鲁迅的书。但这也要看地方,有的地方,拥有马列的书也有问题,因为,你为何重视马列,轻视毛主席的书呢?

在文化革命中,最惨的是文化人。从旧社会过来的,不用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有留学经历,哪怕从苏联东欧回来的,都是特务。就算你根正苗红,又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也照样资产阶级。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冲击。大学里的专家、教授,则无一例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戴高帽子上街的。如果脸皮薄受不了,那就死路一条了,自杀,还要最后一次被批斗,说你是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

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文革的这种革文化的命的现象,被称之为文化蒙昧主义。给文革的文化大破坏定性,这样的说法,当然并无不可。但是,对于文革的发动者而言,他们为何要这样人为地制造蒙昧呢?这种扫荡一切文化传统的革命,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文革虽然疯狂,但发动和操控文革的人,却并没有发疯。他们在打到封资修的名目下扫荡了一切文化,目的是要建设一个全新的文化。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有破有立。立的成果,最典型的,就是迄今还被称为红色经典的样板戏。

客观地说,集中了当年文艺界精兵强将,花费大量时间磨出来的样板戏,从形式上,的确有可观之处,主抓样板戏的江青,也不是不懂戏。但是这样的文艺作品,却没有丝毫的人性在里面。所有的男女角色,都没有配偶,《杜鹃山》里的女主角柯湘,好容易有个老公,但没出场就已经死掉了。《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总算有个阿庆,但却去上海跑单帮去了,始终没见人影。《智取威虎山》里,连作为配角的老常宝,连想一下被土匪杀害的老婆都不能。不仅没有男女之爱,连亲情几乎也没有。《红灯记》里的家庭,三口人来自三户人家,仔细论起来,彼此也只有革命情义。所有的样板戏,只有革命,革命战争,没有人性。人性,恰是这场大革命所在文化领域重点扫荡的对象。

这样对人性的绝然摒弃,跟文化传统的决裂(还好,没把文字也一并废了),即使30年代已经相当革命的普罗文学运动也没做到。那时候中国、日本和苏联的普罗文学,至少还有人的情感,人的感情活动,最革命的,也有亲情。显然,这样没有人性的文化产品,不能称之为文艺作品,没有任何文化意味,只能是革命宣传品。这样的宣传品,也只是旨在动员和推动革命。在某种条件下,的确可以做到让人头脑里只有革命,没有作为人的基本属性,这样的革命,持续下去的话,当然也只能走到非人的世界里去。

其实,当年的样板戏,如果在正常的社会里,基本上不会有市场。即使在文革前夕,中国政治空气已经相当左的条件下,样板戏也没有多少人乐意看。可是,一旦把所有的文学和文艺作品都禁锢起来,再把样板戏拍成电影,电台成天播放,农村的大喇叭成天唱,各地文艺团体通盘复制,让人们眼里看的,耳朵里听的,就是这些样板戏。你还别说,就当年而言,还的确真的起到了存革命,灭人欲的效果。让很多天真的革命青年,脑袋里只有领袖,只有革命。争先恐后,为领袖去死,为革命献身,争当样板戏里的革命英雄。当年的过来人,经过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灌输,眼睛一闭,样板戏的画面就会浮现出来,一张嘴,就是样板戏的唱段。文革结束多少年了,只要一唱样板戏,过来人还是有人会手舞足蹈,跟着哼唱。其实,除了少数人之外,多数人这样的表现,只能是症状,被强迫精神吸毒成瘾的心理症状。

当然,我们知道,人其实都有人性。人性可以被压抑,但无法彻底摈弃。无论古今中外,只要能流传下来的文艺作品,文化遗产,或多或少,都有人性的内涵。被压抑的人性,只要接触了这样的东西,就很可能被点燃,重新复苏。文革后期,很多人就是偷看了一点点文革的禁书,甚至粗劣的手抄文学作品,比如《少女的心》,就会导致“思想混乱”。要想维持革命的纯洁性,在文革的发动者来看,唯一的途径,就是维持革命宣传品的纯洁性。这也是为什么文革后期,按照样板戏的创造原则弄出来的一些电影和小说,还是难逃被批判下场的原因。

当然,这样的纯洁的文化扫荡,文化建构,并没有生成一个纯洁的革命。人性美好的东西被摈弃了,但人性阴暗的一面却在革命中大爆发,这场革命对人和人性的摧残,至今还令人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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