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死亡游戏:远洋渔船11船员杀22同伴

2011年8月12日,“鲁荣渔2682”被中国渔政118号船拖回了大雨瓢泼的石岛港,很多目击者仍对当时的场景印象深刻:警戒线内,11辆警车早早等在码头,分别押走了船上下来的11个船员,这是当地从未见过的事情。后来警方的消息则更让人惊诧:消失的22名船员中,20人被杀,2人失踪,回来的11个船员全部参与了谋杀。本是淘金的航程,最后怎样演变成了一场骇人的杀戮?在渔船这个不到1/4个足球场大小的封闭空间里,怎样引发了“路西法效应”?

2011年7月29日,中国渔政118号船的渔政人员乘小艇到失去动力的“鲁荣渔2682”上了解情况。

三年前,26岁的刘贵夺在大连劳动中介的牵线下,乘船来到石岛港。

彼时,这个年纪不大的黑龙江青年,如同许多80后农民工一样,在初中辍学后先是在家务农,此后外出打工,干过销售员、建筑工人。石岛是北方最大的国家中心级渔港,位于黄海边,距离威海一小时的车程,与大连隔海相望。刘贵夺想在这座渔港立足,唯一的经验,就是在2000年左右,他当过船员,有过短短的两天出海经历。

在石岛,刘贵夺与当地的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下称鑫发水产)签了合同,成为了远洋渔船“鲁荣渔2682”上的33名船员之一。“鲁荣渔2682”是石岛第一艘大洋鱿钓船,2000年5月起出海作业。和石岛大多数远洋捕捞渔船一样,它的作业水域是西南太平洋阿根廷外海和东南太平洋。

2010年12月28日,“鲁荣渔2682”号的船员们,按照习俗放了一挂鞭炮,祈求渔船满载而归。仪式结束后,渔船在残留着火药味道的港口起锚,驶往秘鲁、智利海域进行“鱿钓”作业。这是一次计划为期两年的航程。在浩瀚的大海上,接近与世隔绝。

但半年多后,这艘渔船却上了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它先是莫名地从既定的捕捞海域消失,一个多月后,又诡异地现身日本海域,动力全无,船员人数锐减。种种迹象都显示着,这艘远洋渔船上发生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事情。

2011年8月12日,“鲁荣渔2682”被中国渔政118号船拖回了大雨瓢泼的石岛港,很多目击者仍对当时的场景印象深刻:警戒线内,11辆警车早早等在码头,分别押走了船上下来的11个船员,这是当地从未见过的事情。

后来警方的消息则更让人惊诧:消失的22名船员中,20人被杀,2人失踪;回来的11个船员中,竟然全部参与了谋杀,首犯正是刘贵夺。

2013年7月19日,这个特大刑事案件在山东省威海市中院法院宣判:刘贵夺、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和李承权一审被判处死刑,其余被告的量刑从死缓到有期徒刑4年不等。

淘金梦

出海时,“鲁荣渔2682”的33名船员在构成上泾渭分明:船长李承权、大副付义忠和二副王永波三个大连人是多年的好友,他们通过熟人关系,召集来更多大连籍的职业船员组成了“鲁荣渔2682”的管理层,其中,船员吴国志、姜树涛、段志芳和崔勇都是二副王永波的亲戚,来自金州的温斗、温密兄弟分别担任渔船的轮机长和二管轮,夏琦勇是伙食长。

黑龙江人刘贵夺和其老乡姜晓龙、刘成建等人,也通过大连的中介公司介绍上船;随后被中介牵线上船的还有四个内蒙古人,以包德格吉日胡(下称包德)为首。这批务工者中,90后的黄金波虽然来自内蒙古,但却与刘贵夺走得更近。

他们有着诸多共性,大多小学、初中文化,家庭经济条件十分拮据,几乎都怀揣着海洋淘金梦:温斗为刚刚出生的孩子奶粉钱再次选择了出海;退伍回家几年的崔勇刚交了女朋友,想赚更多的钱;丁玉民离异后来石岛投奔妹妹,后决定到船上赚笔做小买卖的本钱,伙食长夏琦勇也有着类似的想法;邱荣华在老家搞过几次养殖,都以赔本告终;吴国志不顾腿疾,只想为儿子攒出买房的钱。

老家在黑龙江的大学生马玉超则是33人中学历最高的一个。毕业后工作一直不如意的马玉超希望 “出去闯一闯”,让一贫如洗的父母不再仰人鼻息,结束在大连的亲戚家寄人篱下的生活。

船员们在出海前都与鑫发水产签订了聘用合同,合同规定:出海到东南太平洋渔场进行“鱿钓”生产期间,保底收入为每年人民币45000元,合同期限为2年。与此同时,合同附件列有工资标准,包括月工资、年工资和提成标准。管理层的合同比普通船员多了一页,上面罗列着对应的岗位职务工资。

这些没有出海经验的新船员在起航之前,都颇下了一番决心。马玉超上船前给母亲冯桂杰打电话说:“今天要走了,一会儿就没有信号了,妈你别想我,两年就回来了,就当我出去上学了。”在安抚了母亲之后,他又给同学发了一条短信:若有缘,两年后再见。

文化程度不高的冯桂杰当时对远洋“鱿钓”一无所知。她曾心疼地提出要从大连去石岛港送行,马玉超体贴地拒绝了母亲的好意,他说,“妈,我太了解你了,告诉你我公司的地址的话,你就会跑过来拽我回去。”

丁玉民也曾安慰妹妹说,你就当我蹲了两年的监狱。

在一番离别之情中,“鲁荣渔2682”载着33人开始了淘金之旅,其中职业船员有10人,还有18个没有任何海上生活经验的打工者。

从起锚到航行至作业海域的这段时间里,对远洋尚有的新鲜感和无事可做,让船员们相安无事,等级和地域的差别并没有让大家产生什么隔阂,很多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还能聊到一起,少数人克服了晕船,马玉超还坚持写着日记。春节时,船员们第一次用卫星电话依次向家里报了平安,说过节改善了伙食。

将近3个月的航行后,“鲁荣渔2682”到达了作业海域,船上的生活因为“鱿钓”作业开始上紧了发条,撒钩,拉线,然后将钓上来的鱿鱼装箱冷冻。海天一色中,船员们的日子机械重复,枯燥无味。

根据船员冯兴艳的供述称,在“鱿钓”开始之前,船长李承权向他们宣布,两年内,从事“鱿钓”的船员每人要钓满80吨鱿鱼,才能拿到合同上的工资。后来李承权在法庭上的解释是:如果完不成钓鱼量,公司会给保底工资,每月1000元;如果钓到鱼,就按照月工资加提成计算。但刚开始干活的时候,很多没有经验的船员并没有去仔细计算自己的工作量,注意力还在掌握“鱿钓”技巧上。

2011年“五一”时,船员们向家里打了第二次电话,丁玉民对妹妹说,原本担心自己干不了钓鱿鱼,但开工之后,发现并没有多难。冯桂杰在电话里,对儿子的态度也从担心转为了鼓励。

众多从事“鱿钓”的船员中,刘贵夺是工作最努力的一个,根据公司提供的生产产量记录,刘贵夺在当年3、4、5月的产量分别为8284斤、5946斤和13586斤,排在所有船员的榜首。

如果只看纸面上的产量,似乎每个船员完成指定的任务没有问题—但在南半球低温多雨的冬天里,船员要维持这样的产量,劳动强度超乎想象。后来手上沾了20条人命的刘贵夺称,“(2011年)6月初,每天工作18个小时是少的,还有连续工作两宿一白天,不睡觉,我们都非常疲倦,累坏了。”

船员们开始计算自己能否完成生产指标,刘贵夺最后算下来,拿到手的收入还不够还登船前在岸上赊下的烟钱。后来同样成为谋杀主犯之一的姜晓龙称,“钓了2个月左右,船员开始讨论说,工作太累,工资没有保障”。

2011年6月,船员黄金波和岳鹏因病不能继续工作,李承权随即通知公司,停发了二人的工资。猜疑和不信任,慢慢将新船员和管理层推向对立,有船员称船长的粗暴管理激发了矛盾,“船上不许说话,不许抽烟,甚至殴打船员”。

高压气氛在这艘不到40米的渔船上悄悄蔓延。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带着不满情绪的新船员们开始以地域关系为纽带,开始了一场让人震惊的串谋:劫船,回国找公司算账!

崩塌的底线

“劫船”最先由谁提出,已经变成了一个“罗生门”:在11个活着回来的人中,姜晓龙供述是刘贵夺最开始找他说了三次,而刘贵夺则说,是“内蒙古帮”的领头人包德先找他商量了三四次,两人定下来后,才陆续找人串联。对于这个说法,后来死于杀戮、葬身大海的包德,则已经没有可能表态。

14名新船员决定,等船加满油后,开始行动。懂得开船的王鹏说“没有船长他也行”,会计算油耗的马玉超则坚持说他不动手。一些老实的船员不想犯险,大多以“没有想好”搪塞了过去。

2011年6月17日白天,“鲁荣渔2682”进行了一次燃油补给,船长李承权对于这个夜晚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丝毫的预感。不到晚上11点,他便已经在船体第三层舵楼的船长室睡下。11点多,刘贵夺等7个人拿着杀鱿鱼的刀和绳子破门而入,将他从床上拽起来。刘贵夺让他起锚回国,李承权本能地拒绝,结果左大腿立刻被这个小他15岁的年轻人捅了一刀。

“刘贵夺说要回国找公司讨个说法,”李承权后来交代说,“不然的话,他就炸船,把船上的人杀了。”

李承权最初拒不合作的态度,招来的是刘贵夺和包德等人用铁棍的殴打。在头部被击打造成短暂晕厥之后,他被拖到舵楼。轮机长温斗用一个船员的头发当线,用针将李血流如注的伤口进行了简单的缝合—在后来诸多份杂乱的描述中,温斗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无人说清。

陷入困境的李承权当时并不知道,第一次杀戮正在舵楼外的舷梯上发生。听见船长室的声响,平日与李承权私交不错的伙食长夏琦勇操刀冲上舷梯要求见船长。 负责把守着舷梯的姜晓龙非常紧张,他拿着刀对着这个平时被大家称为“老夏”的中年男子比画着说:“说让你下去就下去,没你什么事儿!”

夏、姜二人扭打起来。姜晓龙捅了夏的后背两刀,刘贵夺从舵楼里冲出来,趁乱向夏的左腿和臀部各捅了一刀,并喊来同乡刘成建,命其将夏的腿打折。夏琦勇抓住其中的一把刀刃,但腿被铁棍击中,最终姜晓龙的刀刺中了他的胸口。

姜晓龙后来的回忆甚至出现了些许模糊:“夏琦勇倒下以后,我用刀扎他,说实话,那时候我就蒙了,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一直到黄金波拽我说‘姜哥,别捅了,人还没死呢’,我才有点清醒过来。”

恍惚之间,姜晓龙还记得当时温斗跟他说“别干傻事儿”,他回答说:“不会的,要不是老夏硬往里冲,(我)也不会弄他。”

目睹夏琦勇倒下后,李承权在逼迫下用卫星导航为渔船设定了回国的航路—经过夏威夷,进入日本海,最后回到中国。航线设定完成后,李承权被刘贵夺等人绑了起来。船上的通讯设备和定位系统也被关闭。

船起锚后,姜晓龙看倒下的夏琦勇像死人一样脸色发白,眼珠一动不动,便和刘成建及一名内蒙古籍船员一起,想将夏抛入大海,或许是因为紧张,他们第一次没有拽住,夏琦勇从舷梯摔倒一层的甲板,三人又下到甲板,将他扔进了海里。

夏的死在船员们的人性底线上悄悄打开了缺口,杀人变成了一件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情。崔勇回忆,姜晓龙在劫船第二天拉他入伙一起看管管理层时,曾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说:“杀人的事不用你干,老夏就是我杀的。”

刘贵夺试图控制态势,命令将鱿鱼刀和救生衣统一保管。包德嫌黑色塑料柄的鱿鱼刀太软,又与刘贵夺等人拆下了原本为制冷设备支架的白槽钢,用船上的角磨机和砂轮,打磨出了9把更加锐利的尖刀。

姜晓龙等人轮流持尖刀、铁棍走岗,4人一班,“主要是看管二副为首的其他船员”。

船员的住宿位置也被调整,船长和大副被软禁在驾驶室,负责燃油机维护的温斗、温密和大管轮王延龙住宿在机舱的四人间,其余大连籍船员,都换到二层甲板的十二人间住宿。

五天三次杀戮

尽管渔船已经自动行驶在归途,但劫船的船员们对管理层的猜疑始终没有停止。在刘贵夺等人后来的供述中,他认为大连籍的职业船员们暗中试图重新夺回对船的控制权,阻止新船员的回国计划。

在渔船这个不到1/4个足球场大小的封闭空间里,猜疑参杂着恐惧,让船员们人人自危,琢磨着如何避祸保命—如果不能在这艘油漆斑驳的渔船上见缝插针,跨出船舷就是冰冷、无归的海水。高压之下,人与人互相接触、说话太多都能引来猜忌。

在太平洋上行驶了一个月后,“鲁荣渔2682”从南半球的冬季驶入了北半球的夏季,但紧张如冰的气氛并未缓解。五天之内,三次丧心病狂的杀戮再次打破了高压之下的平静。

第一次杀戮,缘于渔船的动力异常。“鲁荣渔2682”上配有大小两种燃油机,为了保证燃油支撑渔船可以顺利回国,刘贵夺一直让轮机长温斗用省油的小燃油机工作,可当船进入夏威夷以西海域后,刘贵夺发觉渔船动力下降、油耗上升。温斗解释称,小燃油机坏了,只能用大燃油机。

这让一直高度紧张的刘贵夺更加警惕。看到平时二副王永波、岳朋、温斗等几个大连籍船员私下“秘密说话”,刘贵夺和包德决定除掉后患。他们开始胁迫冯兴艳等人加入劫船,否则就将其扔进海里。为求自保,冯兴艳等人“归顺”。

7月20日晚,刘贵夺给参与杀戮的船员下的命令简短而冷酷:“留下大管(轮),把大车(轮机长)叫上舵楼后再动手,手脚都麻利点儿!”

“杀人小组”成员黄金波去敲机舱四人间的门,谎称渔船舵角仪出了问题,让温斗去舵楼检修。看温斗走出去后,黄金波、姜晓龙等五人冲进四人间内,黄和两名内蒙籍船员持刀看管住大管轮王延龙,姜晓龙和刘成建直接将还在床铺上的温密乱刀捅死,然后拖出机舱扔进大海。

温斗丝毫没有觉察出即将笼罩他的厄运,当他从舵楼出来走下舷梯时,黄金波、刘成建和姜晓龙三人已经在那里等着对他下手。包德一刀就把温的身体“捅透了”。温斗慌乱中向船边避退,最后被四人顺势推入海中。

事后,姜晓龙说:“杀温密、温斗之前,我们这些人都是喝了点儿酒壮胆,杀温斗之后,我酒劲就过了,有些害怕。”

随后刘贵夺、黄金波、姜晓龙、冯兴艳等人,将船员岳朋、刘刚、姜树涛和二副王永波依次用乱刀刺杀、逼迫跳海的手段杀害。

这一晚,消失的还有大学生马玉超。他目睹了这场杀戮,吓得哆嗦。刘贵夺看见他的样子还说:“你别害怕,我不杀你。”与马玉超关系较好的段志芳回忆,马是半夜失踪的,第二天起床后“发现铺上已经没人了”。船上的人“找了三圈”后未果,干脆也把他放在枕头下的日记,和那几套沾血的被褥一起,丢入大海。

对大连籍船员的清洗在第二天凌晨结束—陈国军、薄福军、吴国志三人被依次叫到甲板上,刘贵夺向他们索要银行卡、密码和家庭住址,无论他们给或不给,接下来的命运都是被逼进了大海—至此,在夏琦勇之后,又有10条生命消失在大海之上。

李承权和大副付义忠天亮之后才发现少了许多人,同乡们的惨死,对原本处于船员层级金字塔塔尖上二人产生了不同的心理冲击—李承权后参与了施暴,而付义忠则试图伺机逃命,最终葬身大海。

从策划对管理层的谋杀起,刘贵夺就已经有了向船员家属勒索钱财的念头,他心中早已经明白“死了这么多人,回国是不行了”。弄一笔钱“偷渡去日本”,成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他头脑里天真的想法。

2011年7月23日,他逼迫剩下的船员们以得阑尾炎、干活受伤需要治疗为由,用卫星电话向家里索要5000元钱,然后打到一个韩姓朋友的银行卡里—有些船员在打电话时语无伦次,心情矛盾,劫船之后一直负责掌舵的丁玉民,就支支吾吾地没有对妹妹讲出那串银行账号。正是这第三次集体打电话,让很多船员的家属感到了蹊跷。但船员邱荣华、单国喜的亲属们并未多问,甚至凑钱汇了款。

沾血的“投名状”

就在刘贵夺为未来焦虑的时候,黄金波为他带来了一条消息,让刘的头脑再次瞬间充血。黄金波说,“内蒙古帮”的包德以老乡的关系拉拢他,对他称刘贵夺只想带着两三个信得过的黑龙江老乡去日本,把剩下的人全部杀掉,所以希望黄金波跟他们一道“反了刘贵夺”。

刘贵夺,这个成为渔船上实际头目的80后年轻人,当即决定除掉“内蒙古帮”以及与他们“走得近”的同伙。他叮嘱姜晓龙、刘成建看紧“内蒙古帮”的行踪,暗中以各种借口收缴了他们的刀具;他半诱导半威胁船长李承权说,自己手上已经有了七八条人命,剩下的人想要活命,就必须要“沾点血”。见李仍在犹豫,他又刺激李称,王永波是包德杀的—这或许多少让李承权有了报复的念头,因为王李二人平时私交甚笃,以兄弟相称。这样的情绪加上保命的恐惧,李承权最终同意跟随刘贵夺。

一直没有参与杀人的大连船员崔勇、段志芳,也主动找到姜晓龙,希望姜可以跟刘贵夺说情,让他们入伙。姜晓龙表示自己说了不算。在某一瞬间,姜晓龙也曾对二人流露出了自己的绝望:“跟我们干啥,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我自己活哪天都不知道呢。”

对“内蒙古帮”的杀戮,也成为了对李承权等“新人”的“投名状”。7月24日,刘贵夺把尖刀交给李承权,让姜晓龙等已经“沾过血”的人拿着刀站在二层的甲板上,看着李承权带着王鹏、崔勇等人动手刺杀包德。

李承权等人向包德的腹部、后背捅了数刀,却没有放倒这个蒙古汉子。崔勇见包德被捅伤,赶紧将沾在手上的鲜血胡乱抹在脸上,大声喊到:“我沾血了!我沾血了!”包德挣扎着往外冲,又被等在后面的黄金波捅中一刀,绝望之中选择了跳海。

剩下三个内蒙船员见势不妙,已经顾不得穿上裤子、拖鞋,慌乱中纷纷跳海。被视为与内蒙船员们走得近的邱荣华、单国喜也在乱刀阵中选择了跳海了结生命。

“内蒙古帮”等6人被清算的第二天,刘贵夺再次将刀具收缴由自己保管,“不想再杀人了”。但他希望“安定”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仅仅一夜之后,又一场骚乱不期而至。

7月25日凌晨,李承权起床上厕所,回到驾驶室突然发觉燃油机转速表的转速从980猛降到700左右,他赶紧带人寻找原因,最终发现机舱底部进水。此时,他发现已经找不到大管轮王延龙。

船舱漏水是船底总阀开了,这个只有王延龙和温斗知道,但那时候温斗早已被推入大海。

沉船的恐惧感瞬间笼罩在这些没有航海经验的船员心头,李承权再次显示出了船长的职业本色,他和刘贵夺阻止了想要跳海求生的骚乱船员,将他们有序组织起来,通过关闭主机、抽水、放锚、绑空油桶等方式,将船逐步稳定下来。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骚乱中,一直被劫船者控制的大副付义忠,带着宫学军、丁玉民、宋国春三个同为大连籍的船员,身着救生衣,跳上载有救生物资的救生筏筏悄悄逃走,李承权发现后曾大声招呼付义忠等人上船,但遭到拒绝,因为“回来也会被杀死”。

救生筏不仅没能救命,反而惹来杀身之祸—洋流又将四人送回到“鲁荣渔2682”号旁边,这一次,或许是认为遭到了背叛,愤怒的李承权没有再喊他们上船,而是说:往死里打。后来在法庭上,李承权辩解称,付义忠当时试图割断渔船的锚绳,他是为了船的安全。

就这样,刘贵夺、李承权、姜晓龙、刘成建等人朝木筏上投掷钓鱿鱼用的两公斤重的铁坠,付义忠、宫学军、宋国春见状弃筏跳海,姜晓龙跳上木筏持鱼枪捅刺丁玉民,丁玉民也只好跳海。

求救的宋国春被拉上渔船,已经开了杀戒的李承权怂恿刘贵夺,让“手上没沾血”的项立山和段志芳杀掉宋国春。项、段二人听到命令时,立刻愣在了原地,随即,担心被灭口的他们,不顾宋国春的苦苦哀求,剥下了他的救生衣,用绳子捆了他的手脚后,又在绳子上系上了五六个铁坠,黄金波也在一边“帮忙”,又往宋的衣服口袋里塞上了两个铁坠。

宋国春就这样被推下甲板,成为了最后一个遇害者。这条船上的生命消失了2/3,活下来的11个人成为了“全员恶人”。

陆地上的诱因

失踪的王延龙制造的机舱进水,让“鲁荣渔2682”彻底失去了动力。为了活命,李承权打开了关闭一个多月的通讯设备,发出求救信号—此时,虽然渔船已经进入了日本海域,但刘贵夺偷渡日本的美梦,也与渔船上的杀戮同时画上了句号。

与“鲁荣渔2682”失去联系后,鑫发水产所在的荣成市两套领导班子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一个月前,他们请求过智利海军协助,将“鲁荣渔2682”的捕捞区域拉网搜查,却一无所获。7月25日,收到“鲁荣渔2682”求救信息后,在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协助下,中国派去的渔政118号船将“鲁荣渔2682”拖回了它的出发地石岛港。

2011年8月12日9时,这艘神秘的渔船终于在荣成石岛靠岸。但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是:这艘出发时载有33人的渔船,下船的只有11人。尽管刘贵夺和李承权曾组织过“幸存”的船员们串供,将罪行推到死去的包德等人头上,同时销毁救生衣、刀具等各种证据,把包括航海日志在内的“有字儿的东西”全部扔进了海里,但警方在船上发现的大量喷溅型血迹和人体组织,还是让他们的谎言不攻自破。

随着案情逐渐清晰,无论是凶手的家属还是被害人的家属,都有一种不真实感。大连当地派出所里,当警察递给船员王鹏的母亲一张荣成警方的拘留通知书时,她如同遭遇雷击。她说,看到“涉嫌故意杀人”几个字时,她想叫,但嗓子是哑的,她想按指印,但哆哆嗦嗦怎么都按不下去。最后,三个警察抓住她的手,把手印给揿了上去。

崔勇的母亲看到拘留通知书时,当场就跟警察打了起来。她深信老实的儿子不可能杀人,甚至央求邻居几十人,联名为崔勇写了一封长长的证明—后来,崔勇对她说,他在船上一度想跳海寻求解脱,但想到年迈的父母和贫寒的家境,他选择了“沾血”,回国坐牢。

成为被告的11个船员里,接近半数都请不起辩护律师,只能接受指定的法律援助。而不少的被害人家庭,也只能一起聘请一位律师进行诉讼。

“法庭上,11个被告从外貌上看,都是让人难以留下深刻印象的普通人。”来自大连的张文谱律师说,“他们自己也都供述,当船员的动机就是觉得赚钱多。”

船员们在口供中反复提及的“沾血”一词或许是个微妙注脚—他们也许始终不想面对“杀人”的事实。在法庭上,法官曾问刘贵夺“沾血”是什么意思,他先是拒绝解释,后来顿了一下,说:就是杀人的意思。

2013年7月19日这一纸判决并未让船员家属们服气,有些人当庭选择了上诉。他们不服判决的理由有两个:一是18个新船员在没有拿到船员证的情况下就被送上了渔船,二是鑫发水产当时与船员们签订合同时,确实存在问题,而这正是这次惨案的诱因。

根据国家海事部门的规定,只有经过基本安全、救生、消防和急救的培训(四个月培训时间并需要考试通过)拿到“四小证”后,人员方可登船,而远洋船舶的船员,必须要向海事局申请相当于护照性质的海员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被告辩护律师称,“鲁荣渔2682”上的人间惨案,渔船所属企业应该负相当的责任。远洋船舶的船员心理负荷通常很大,工作生活环境逼仄,以及不容打破的船员等级管理制度,轻则让没有经验的新手人体生物节奏混乱,重则会引发心理学上的“路西法效应”,出现暴力行为。没有出海经验的船员超过了船员总数的一半,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集体骚乱和杀戮埋下了心理上的隐患。在对11名被告的审讯过程中,船员项立山还被查出了有盗窃罪的前科—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鑫发水产在招聘船员过程中的不够规范。

根据为温氏兄弟代理劳务费和工伤赔偿的张文谱律师反映,“鲁荣渔2682”属于“荣成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但警方最后从温斗的遗物中找到的合同,上面盖的章却是“荣成鑫发渔业有限公司”。他到工商部门去查,发现该公司在工商部门从未注册过。

因为马玉超被认定“失踪”,按照司法程序,冯桂杰和老伴要在判决3个月后,再向警方申请认定死亡。这个瘦小、黝黑的女人至今一提起儿子,眼泪还是哗哗往下掉,打湿那件与她年纪极不搭称的绿色T恤,“两年里我们从大连到威海,来来回回六趟,路费已经出不起了。我现在回老家没有了房子,回大连没有了儿子,还有三个老人要养,孩子的奶奶到现在都不知道孩子已经没了,一过节就问孙子怎么不回家。”

冯桂杰曾想去“鲁荣渔2682”上看看,给儿子烧些纸钱,但未被允许。这艘沾满鲜血的渔船,早已重新装修后于去年出海,开始了第六次远洋作业。

11名被告的情况

刘贵夺
黑龙江龙江县人,起组织、指挥作用,先后致夏琦勇、温密、温斗、岳鹏、刘刚、王永波、姜树涛、陈国军、薄福军、吴国志、包德格吉日胡、戴福顺、包宝成、单国喜、邱荣华、宋国春16人死亡,致双喜、付义忠、宫学军、丁玉民4人生死不明。

姜晓龙
黑龙江五常县人,捅刺夏琦勇,导致矛盾升级,在杀害夏琦勇、温密、温斗、刘刚、姜树涛5人中起主要作用,参与杀害岳鹏、包德格吉日胡、戴福顺3人,将丁玉民、付义忠、宫学军赶下救生筏致3人生死不明。

刘成建
黑龙江依兰县人,在杀害夏琦勇、温密、温斗、岳鹏、王永波5人中起主要作用,参与杀害刘刚、包德格吉日胡2人,将丁玉民、付义忠、宫学军赶下救生筏致3人生死不明。

黄金波
内蒙古牙克石市人,在杀害温斗、刘刚、姜树涛、包德格吉日胡、邱荣华、宋国春6人中起主要作用,参与杀害温密、薄福军、吴国志、陈国军4人。

李承权
辽宁大连市人,在杀害包德格吉日胡、包宝成、单国喜、邱荣华4人中起主要作用,与刘贵夺共同组织、指挥将付义忠、宫学军、丁玉民赶下救生筏致3人生死不明。主动向刘贵夺提议由段志芳、项立山杀害宋国春。

王鹏
辽宁大连市人,实施了杀害薄福军、吴国志、包德格吉日胡、单国喜、邱荣华5人的行为,参与杀害包宝成。

冯兴艳
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人,实施了杀害岳鹏、刘刚、吴国志、邱荣华4人的行为。
梅林盛
辽宁瓦房店市人,实施了杀害薄福军、吴国志2人的行为,参与杀害包德格吉日胡、单国喜2人。

崔勇
辽宁普兰店市人,实施了杀害包德格吉日胡、邱荣华2人的行为,参与杀害单国喜、包宝成2人。
段志芳
辽宁盘山县人,受刘贵夺胁迫杀害宋国春。

项立山
辽宁黑山县人,受刘贵夺胁迫杀害宋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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