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喝下百草枯,犹如等待一场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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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枯本来一种高效的农业生产工具,但是当和人口众多、农民众多,且农村自杀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开始了亲密接触时,它一度变成了“死亡之水”。

那些死里逃生的患者,心里更多的是对亲人的愧疚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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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是在这一天凌晨 2 点喝下百草枯的,现在是晚上 8 点,她躺在这间有 30 个病人的病房里,氧气正通过她的鼻子艰难地输送往她的全身,病房里情绪焦灼。李荣很早就已经失去了意识,她痛苦呻吟着,身体也开始变得焦躁起来,查房的医生说这是病情加重的表现。24 小时不到,她的丈夫和儿子根本还没有做好和她告别的准备。

李荣 53 岁,喝了两瓶百草枯,那是两年前家里留下来的存货,自从 2016 年 7 月 1 日农业部禁止了百草枯水剂在国内的销售之后,以卖农药为生的李荣就把这款高效又便宜的农药从货架上移了下来。

至于两年之后她用这些谋生工具来进行服毒自杀,则完全在她的预料之外。李荣身体向来很好,与丈夫相处和睦,儿子也娶了一个孝顺的媳妇,生活本来过得不错,可是她却患了一种病,对生活或多或少有些影响,医生没有检查出个所以然,让李荣感到压力很大,丈夫和儿子都对此毫无察觉,直到她喝下两瓶百草枯。

晚上 9 点左右,李荣躺在病床上开始抽搐,丈夫每碰她一下,她便剧烈抖动一下,给出身体剩下的不多的应激反应,丈夫开始哭起来,媳妇在病房里大叫救命,丈夫则对李荣说,你再坚持一下,家里的人还想再看你一眼。

百草枯,顾名思义,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本来一种高效的农业生产工具,但是当和人口众多、农民众多,且农村自杀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开始了亲密接触时,它变成了死亡之水。

网络上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喝下百草枯,就像等待一场活埋:

先是口腔和食道开始溃烂,吞咽变困难,扁桃体极速膨胀,消化道出血;

这还不是百草枯真正的目标,它会随血液分布到全身各处器官,多个脏器会因为它而功能受损,肺部和肾脏是百草枯损伤的最主要的器官,它最终会导致患者肺部纤维化,如果你必须面对最坏的结果,那就是呼吸衰竭;

更残忍的是,在整个过程的大部分时间中,患者都意识清醒,必须用清醒的头脑去面对自己的身体正在痛苦和衰败这个事实。

每当病房里有一个百草枯中毒者去世,就会对其他病人也带来影响,病床上仍然活着的人担心自己是不是也必须面对和前者相同的命运。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吴飞曾经在华北某县研究中国农民的自杀现象,吴飞说,“自杀,最集中地反映了人们为追求更好命运所做的苦苦挣扎。”

郑丹 18 岁,在市里的一家美容店打工,因为一些原因,她辞掉了工作,母亲不赞成她的选择,批评了她,一冲动,郑丹就喝下了百草枯。

巫晴 53 岁,在家务农,儿子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巫晴感觉生活压力很大,一时想不开,“喝了一口百草枯”。

张慧 55 岁,喝了百草枯之后被家人从江苏送到山东齐鲁医院,江苏的医院说他们治不好,儿子说带着妈妈“过来赌一把”。

江晨 11 岁,正在放暑假,没有人能说清楚她为什么会喝百草枯,妈妈说她可能是电视剧看多了。

在山东齐鲁医院,每天都会接诊 2-3 位新来的百草枯中毒病人,这里是全国最有名的治疗百草枯中毒的医院,病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大多是主动服用了百草枯,也就是自杀,他们中有些人可能已经早被当地医院宣判了死刑——在民间,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百草枯无法医治。

幸而,在十几年的探索之后,齐鲁医院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熟练的救治方法。从 2012-2017 年接诊的 3000 例百草枯中毒患者统计看来,治愈率超过 60%,当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轻度和中度中毒者,也有极少数重度患者被治愈——不过,绝大多数的病人并没有这样的运气,他们大多在乡镇医院辗转几天后,在痛苦和恐惧中离世。

治疗中的杀鱼弟 供图/荆欣雨

美国人费立鹏最早开启了在中国的自杀研究,2002 年,在回龙观医院任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的费立鹏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中国自杀率:1995~1999》,这篇论文推翻了中国卫生部公布的 13.9/10 万的自杀率,费立鹏的研究显示,中国的自杀率高达 23/10 万,相当于美国的两倍。

在费立鹏的一系列研究里,有一个结论引起了农业部的关注,“中国 62% 的自杀者服用农药或鼠药自杀,而其中 75% 服用的毒药来源为家中存放的”

吴飞也在后来的研究中提出疑问,农民主要的自杀方式——喝农药,意味着什么?

在吴飞的观察里,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公安无法接管、也不是公共领域的政治问题,同时也不是精神医学的问题。更多时候,这些自杀带来的紊乱局限在家庭内,自杀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秩序中的委屈和公正?

在齐鲁医院,我与几位病情稳定下来的百草枯中毒病人交谈,谈起自己的自杀这个行为,所有人都笑起来,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人表达悔恨和难为情的方式,太难受了,我再也不会喝这个东西了,虽然也饱尝了中毒的痛苦,但他们看起来也认为自己避免了更深切的哀痛和遗憾。

根据山东大学 make it 社会实践队在齐鲁医院做的调查显示,从 7 月 16 日到 30 日,有 41 位患者因农药中毒住院,其中百草枯中毒的占 46.34%(不包括一部分服用“敌草快”中毒,成分仍含有百草枯),这其中,自杀的占 65.85%, 这部分自杀者在中毒之后,有 48.15% 的人开始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担忧和惊慌,70.37% 的人很后悔,66.67% 的人表示一定不会再有服用农药的念头了。

有一个粗略的统计,2016 年之前的十几年间,随着百草枯在中国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中毒事件也越来越多,每一年,可能有上万的人死于百草枯自杀。

同样是在山东,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根据在其医院就诊的 401 位百草枯中毒者进行调查分析,急性百草枯中毒患者的职业最常见的是农民占 71.57%,其次是工人占 18.70%,学生占 4.99%,自由职业者为 2.74%,其他职业者为 2.00% 。其中,意图自杀者占 84.29% 。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急诊科的调查数据也呈现类似结果,在 221 名急性百草枯中毒患者中,有 209 例为口服自杀,比例高达 94.6% 。

最近一个广为人知的治愈案例“杀鱼弟”孟凡森。8 年前,杀鱼弟在互联网上成名,那时候他 9 岁,辍学在市场杀鱼,娴熟的动作引起网友关注,8 年之后,他仍然在父母的鱼铺杀鱼。他的自杀故事和百草枯病房里的大多数故事有相同的基调,人生状况处于一个困局中,不知道如何排解,又因为一时的家庭矛盾,这被看成是导火索,在冲动之下,他拿起了身边的农药不顾后果地喝了下去。

孟凡森后来送到齐鲁医院的职业病与中毒科室被救了回来。齐鲁医院的这套治疗方法被命名为“齐鲁方案”,它基于中毒科最基本的治疗原理,尽量减少毒素在病人体内的残留和作用,包括洗胃、催吐、血液净化。

科室主任菅向东在 2000 年接诊了他最初遇到的 2 位百草枯中毒病人,其中一个去世了,另一个人治愈出院,从那时候他就知道,百草枯并不是非死不可。

根据齐鲁医院的临床经验,中毒后病人在系统及时的治疗情况下,生存率取决于服药量(完全吸收),小于 10 ml,生存率几乎 100%,20~40 ml,生存率 50%~60%;一旦大于 60 ml,生存率小于 1% 。而成年人仅仅是喝一口,就能摄入大概 30-35 ml的液体。

在没有针对百草枯的特效解毒剂的当下,这套方法能挽救回为数不多的因感情、经济、家庭矛盾,一时冲动用百草枯自杀的人。

“山东是农业大省,也是工业大省,中毒性疾病在山东是常见病和多发病,它具有地域性”,菅向东告诉我,作为这个人数不多的科室的主任,菅向东总是很忙,几十个病人围着他转,他的办公室里摆着几瓶毒蛇标本,那是咬过他的病人的毒蛇,他把它们保存起来,观察花色和毒性,用以积累自己的临床经验。

这个科室成立于 1965 年,正是中国加大经济建设、大力发展工业农业的时期,当时的中毒病例以职业病中毒为主,工人、农民,在劳动保护比较差的条件下,意外地成为受害者。

“随着时代不同,中毒的‘病种’会有不同”,菅向东说,到了 1980 年代,农药的普遍使用让农药中毒的比例上升,而这其中,“主动服用农药”的事件也可以多起来。

1990 年代之前,杀虫剂是农民自杀的主要工具,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款产品是“敌敌畏”,它属于有机磷农药,用于杀死农作物里的害虫,对人类这种哺乳动物而言,敌敌畏毒性中等,且目前临床上已经掌握了敌敌畏的解毒方法,有敌敌畏的特效解毒剂。

在这之后,医生们迎来更大的难题,除草剂中毒的时代的来临,百草枯是其中的佼佼者,哺乳动物目前还拿它没有很好的方法。

图片来源:123rf.com.cn正版图片库

百草枯在 1882 年被首度合成,1962 年,由英国的 ICI(先正达前身)公司注册并开始生产百草枯除草剂,世界农业因为百草枯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能被植物的茎、叶迅速吸收,使杂草能很快枯黄死亡,但它遇土后能快速分解,极少残留,不伤害农作物根部,有助于保护土壤的结构和寄主植物的生物多样性。

它价格低廉、作用迅速,很受到小农场主的亲睐。越南有 1000 万的小农场主,在应用了百草枯之后,他们的玉米和茶的产量分别增加了 18% 和 13% 。在菲律宾,人均可耕土地面积小,而人口增加块,土地供应压力大,调查显示,使用百草枯可以让耕地成本减少 64~224  美元/平方公顷。

百草枯一路突飞猛进,很快就在 100 个国家被推广使用,成为世界第二大除草剂。但它对哺乳动物的剧毒性也一直制约着它的发展,在韩国,1996~2005 年,百草枯石引起农药重度中毒的主要品种,占所有农药中毒死亡人数的 35.5%,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 1986~1990 年,服用百草枯自杀死亡人数占所有自杀人数的 63% 。早在 1983 年,瑞典就禁止了百草枯的使用。

1996 年,时任山东省农药研究所副所长的李德军开始了自己的百草枯课题研究。在李德军的研究开始之前,中国的百草枯都靠进口,售价昂贵,还没有中国人攻克了百草枯的生产技术问题。由于数量有限,1991~2000 年, 急救专家的统计分析显示, 全国口服百草枯中毒病例累计仅接近 450 人。

李德军后来被称为“中国百草枯之父”,他成功研究出了百草枯的生产技术,有了自己的技术之后,百草枯很快在中国形成了万吨级的、完整的连续化、自动化工业生产规范体系,在中国的农药品种中名列前茅,进入千万中国农民的家里。产业链条上上下下影响 30 万人的生计。

百草枯出现时,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稀缺,农业的劳动成本越来越高。在四川乐山,经过长期的研究表明,使用百草枯后,小麦、水稻、油菜的产量分别可以增加 8% 、4% 、3.8%~7.1%,同时减少了了劳动和材料成本。

在广东的蔬菜种植基地,使用百草枯整地和杂草控制,可以提前 10 天开始种植作物,这样一年下来,节约时间的积累可以每年多种植一种或 2 种作物。在长江流域高地,使用百草枯后,中等倾斜非耕地土壤流失减少 85%,而较陡的非耕地土壤流失减少 50% 。

百草枯于是和这个人口众多、农民众多,且农村自杀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开始了亲密接触。它自然而又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农民的仓库里,床底下,窗台上。它成为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女性、为数不多的劳动力的得力助手,也成为了不幸生活里的毒药。

在这条产业链形成之后,到 2008 年,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口服百草枯中毒病例已飙升至近 8000 人。

在瑞典禁用百草枯之后,奥地利、 丹麦、 芬兰等 5 国也相继停用百草枯, 2002 年马来西亚也加入禁用行列, 欧盟则是在 2007 年停用百草枯。而到了 2011 年,根据农药工业网的统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百草枯生产和使用的第一大国, 占全球百草枯产能和产量的 80% 。

为了防止误食,根据中国的农药强制标准,百草枯在生产时必须被染成墨绿色,同时增加臭味剂让它闻起来很恶心,增加催吐剂,如果入口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导致人体强烈呕吐,但百草枯仍然在不停的带走人命,这些措施也并没有很好的效果。

2014 年 7 月 1 日,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质检总局联合撤销了百草枯水剂登记和生产许可。并下令在 2016 年 7 月 1 日,停止百草枯水剂在国内的销售和使用。这对几家大型农药厂家造成巨大打击。

然而到了 2018 年,在山东农村,我尝试去买一瓶百草枯,店主过问了几句之后,就走向遥远的仓库,后来把一瓶用黑色塑料袋包着的没有标签的百草递给了我。没有臭味,没有催吐剂,没有剧毒标识。大型企业停止了百草枯水剂的生产,小作坊却钻起了空子。

百草枯仍然是农民的好帮手,也是不幸人生的加速剂。无论如何,还没有一种除草剂可以真正替代百草枯,农药巨头先正达公司的首席运营官说:“发明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并非我们想要什么,就会在研发上取得成功”。

百草枯曾经是农民的好帮手,也是不幸人生的加速剂。

在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的统计里,用百草枯自杀的病人特点为低学历、农民、女性居多,这与费立鹏的自杀研究结果有相似性,部分原因被解释为这部分人群社会压力大、遇事排解能力差、经济基础脆弱,同时接触百草枯的机会大。

根据 make it 社会实践队的调查,在齐鲁医院,有 48.78% 的患者治疗费用在两万以上,有 58.54% 的家庭表示,这场对自杀的治疗对家庭经济影响很大,有 21.95% 的家庭几乎花光了所有的存款。这场自杀对农村家庭来说,可能带来了精神和经济的双重打击。

这回到费立鹏提出的一个经典结论,“在中国,自杀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现代社会趋向于让人的痛苦社会化,制度也试图把人的痛苦放在纳入自己的管理范畴,比如在一场灾难里,人的痛苦是社会性的,可以通过预防、报道、救灾和哀悼这个流程来解决。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的流动,以及自杀用品(农药)的控制,中国的总自杀率尤其是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开始下降。

但在美国人类学家凯文博看来,人身体和心灵的苦痛一定都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灾难是无法预测的,人的感受和体验也是不确定的,种种痛苦都是崭新、敏锐又不确定的,他将自杀理解为一种反抗行为。灾难可能完全来自命运。在法律、政治、医学甚至农业之外,人类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菅向东曾经在一篇论文里讲述救治三位口服百草枯的孕妇的体会。

第一位孕妇 25 岁,怀孕 34 周,自服百草枯 30 ml,30 分钟后被送到医院,洗胃后进行了剖宫手术生产,后续经正常治疗出院,一个月后随访,一切正常。

第二位孕妇 20 岁,怀孕 6 周,口服百草枯 10 ml,在齐鲁医院治疗 21 天后痊愈出院。出院一个月后,医院随访,她在当地医院进行了人工流产。

第三位孕妇,36 岁,在怀孕 30 周时,她被他人灌服百草枯 50 ml,在齐鲁医院治疗的 21 天时间里,中毒科配合妇科关注她和胎儿的情况, 21 天后,痊愈出院。一个月后,她自己觉察到胎动消失,前往当地医院就诊,证实宫内妊娠胚胎死亡。

论文里是专业又冷静的医学术语,医生的职责并不包括去理解患者的自杀,但三位孕妇各不相同的命运,让人联想,藏在毒药百草枯背后的是一个又一个光秃秃的人生,是一场和自己、和家庭、和命运、和社会的战争。

海子说过:“农业只有胜利,战争只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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