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世道转折之年

我勒个wolege.com

© 猛哥分号

1993年5月1号清晨,当早醒的人打开电视时,发现央视多了一套节目。

随着动感的伴奏声响起,荧屏上出现了四个大字——东方时空。

这是一档站在观众的角度上去看待新闻的节目,内容都是最时新又接地气的东西。

有观众说:

看完《东方时空》,就像刚从南方的早市上拎回一条扑腾腾的活鱼和一捆绿油油的青菜。

9天后,北京市政府宣布取消了粮票。不知道跟这句话有没有关系。

1993年,在中国发展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被称为改革的关键年。

前一年,因为邓公去南方溜达了一圈,说了一番话,中国的改革进程突然加快。《东方时空》的诞生,就是由此引起的。

这一年,中央开了大会,通过了重要决定,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外资企业蜂拥而来,这一年就有270亿美元涌进中国。

这一年,诺基亚开始向中国卖手机,花旗银行把中国区总部从香港搬到了上海,通用在中国制造的第一辆汽车也下了线。

这一年,很多正在憋屈的人,涌起了要突破人生的冲动。他们的命运,就在这年的某一刻发生了变化。

1

在《东方时空》开播的这个夏天,位于首都师范大学南门,北洼路的一套两居室的旧房子里,一个身高一米八四的汉子,正弓着背,趴在桌前码字。

他穿着汗衫和大裤衩,几天不洗澡,身上散发着臭味。头发像一篷杂草,并有着明显的秃顶趋势。有时出门溜达,很多人以为他是外地来打工的。

他的名字叫王小波,立志成为一名大作家,但目前只能当一个坐家。

1988年5月,他的妻子李银河读完博士后回国,进入北大社会学所工作。他没有博士文凭,托妻子的福,被安排到了所里的计算机教室。说白了,就是个看计算机的,相当于网管。

作为编外人员,他每月的工资是130多块钱。正式职工能拿到的福利,比如洗澡票、饭票之类的,他全都没有。好在工作不累,闲了能写小说。

第二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唐人故事秘传》。这书是自费出的,只印了1000多册。卖得不好,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力。

不过,也多亏他出过书,算是有著作的人,1991年,他被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聘用,调到了商学院的会计系,成了一名正式老师。

也是在这一年,他的小说《黄金时代》获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拿到了25万新台币的奖金。换算成人民币,近6万块钱,相当于他30年的工资。

《黄金时代》一度被誉为“文艺青年手中的圣经”

之所以能去台湾评奖,主要是受到了台湾大学者许倬云的推荐。80年代,王小波曾随妻子,去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跟在这里任教的许教授学过历史。

许教授是胡适的弟子。80年代初的时候,台湾掀起保守派和开放派的论战,他是开放派领袖,被称为“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

他常和小蒋谈笑风生。他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外甥孙,名叫王力宏。

虽然有固定工作,但是王小波的主要兴趣还是写作。拿了奖更让他信心大增,于是便在1992年秋天辞了职,想搞专业写作。这一年,他正好40岁,刚在人大呆了一年半。

当他把决定告诉家人时,母亲很担心:没有了公职,将来如果生了病,可怎么办呢?

王小波的回答是:

如果人总是瞻前顾后,就永远不可能做成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李银河倒是很支持老公,对他说:

好好写,将来诺贝尔文学奖是你的。

人生兜兜转转,有时能无心插柳,有时却难以有心栽花。王小波的小说虽然在港台受到重视,但是在大陆却显得离经叛道,没有出版社敢接手。

在邓公南巡后的1993年,当全国都在“大干快上”时,王小波的人生却进入了低谷。为了赚稿费,他只好开始给报刊写起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就是杂文中的名篇。

眼见作品发表困难,职业作家不好当,王小波还去考了个驾照——卡车的驾照,想着混不下去就去开卡车。他还想着到北京的郊区包座荒山,干点第一产业啥的。就像后来的陈佩斯那样。

挺过这一年后,日子慢慢就有了好转。到了1994年,就有不少杂志发表他的小说和杂文了。1996年秋天,花城出版社与他签约,决定出版他的“时代三部曲”。

1997年5月13日,新书首发式举行,很快爆红。之后,阅读和研究王小波,成为一个社会热门现象。但是就在一个月前的11日,他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他的巨大声名,全都留在了身后。

特立独行的王小波,也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他在困顿中完成的那些作品,影响了一代人。

2

就在王小波伏案写作的时候,这一年,有个叫沈志华的学者,也在忙着和文字打交道。不过,他呆的地方是俄罗斯的档案馆。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解密前苏联的档案。研究历史的沈志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批重要的资料,提出了“抢档案”的想法。

但是复印档案是要收钱的,一页纸要收一元钱,还必须是美金。沈志华工作的社科院是个清水衙门,拿不出这笔钱。于是他决定自己掏钱去俄罗斯。随身了一箱二锅头。

二锅头不是关键,钱才是关键。沈志华最终花了140万,拿到了这批资料。之后,他又花了7年时间,完成一套34卷的《苏联历史解密档案选编》,是我国编译出版的第一套大型外国专门史资料集。

他自己也写了好多部关于朝鲜战争和冷战历史的专著,成为研究这个领域的绝对权威。

不过,在这之前的沈志华的人生,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倒霉催的。

小时候,他看了一本《科学家谈21世纪》的书,立下了想当科学家的理想。中学他上的是著名的北京四中,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北大清华。

但是生于1950年的他,一毕业刚好赶上文革,大学都关门了,还上个锤子。

他只好入伍,去空军做了一名航空兵,后面还有“地勤”俩字,也就是修飞机的。不过也算与科学家沾点边。因为专业能力强,他很快崭露头角,连师长的飞机都指定让他修。

用他话说:

我要在部队好好干,现在也该混个空军少将、中将了。

就在前途无量时,部队突然宣布让他复员,马上离开军营。他百思不得其解,但必须服从命令。回到地方后,他被分配到发电厂当了一名锅炉工人。

经过多方打听,原来是有人告黑状,说他在文革大串联时杀过人。他找到这个告状者,问他为什么陷害自己。告状的人说:

我不认识你,但为了立功,不得不指认几个人。

沈志华气得不行,但事已至此,只能认命。当了几年工人后,遇上1973年大学又开始招生,他赶快去报了名。

考试成绩下来,他门门第一,数学还考了满分,但是最后却落榜了。因为这一年出了个风云人物——“白卷英雄”张铁生。

张铁生狗屁不会,只考了15分,但他在试卷上写了封信,说自己是忙于农业生产,比那些书呆子强多了。这封信受到了表扬,反倒把他捧成了全国的学习典型。

沈志华就这样被挤掉了,还受到了批判,说他不安心当工人,非要往臭知识分子圈里钻。

回到家,他一把火把书烧了。

经过多次打击后,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鲁迅式的转变:决定放弃科学,研究历史,想弄清楚这社会到底是咋回事,怎么如此是非颠倒。

但得先解决生计问题。沈志华南下做生意,一开始是给老板拎包,后来接触到一批做黄金生意的朋友,跟着贩卖起了黄金。

他从北京进货,然后卖到深圳。一块金砖25公斤,每次背上两三块。一年下来,他运送了半吨的黄金,人送称号“中国头号黄金贩子”。

就这样,沈志华很快成了百万富翁。但是他对学术还是不死心。1991年,他回到北京成立了一家文化公司,出版了一套文白对照版的《资治通鉴》。

因为做生意有经验,懂得营销,他在人民大会堂开新书发布会,当场就卖出去4万套书。要是王小波的书让他来卖,估计早火了。

沈志华还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迄今,他花了三百多万元,出了80多本书。

一个朋友说他是天生适合搞学问的人,因为他既有钱,又有病。

在中国做学问有两种人:

要不有钱,做学问既花时间收入又少,没钱不行;要不就有病,脑门子里一天到晚就想弄这个,吃糠咽菜他愿意。

老沈,你又有钱又有病,天生就是弄历史的料。

3

在学术圈里,沈志华是生意做得最好的人之一,但是比起真正经营企业的老板,就不是一个档次了。

1993年6月,有一家来自福建的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到了1740万元的资金。这家公司名叫福耀玻璃,掌柜的姓曹,长着一张大方脸,小眼睛周围满是微笑纹,看起来很敦厚。

但三年前,曹掌柜差点就撂手不干了。他看了本书《弘一大法师李叔同》,触动很大,还反复读了三遍。他觉得每天应付红尘破事太累,挣钱也没啥意思。

于是,他爬上老家福清县的石竹山,要到庙里出家当和尚。

消息一传出,吓坏了当地的领导。福耀玻璃是他一手打造的,要是走了,这么大的摊子怎么办?

曹掌柜的生意是从1984年取得突破的,也就是沈志华老师出狱的同一年。这年6月,他去武夷山游玩,在旅游服务区看到一根拐杖挺漂亮,便买下来准备送给母亲。

坐车的时候,司机一再提醒他,可要把拐杖拿好了,千万别把玻璃给碰到了,不然赔不起。

此时的他已经是福清县玻璃厂的厂长了,在他的管理下,厂子办的有声有色,主做水表玻璃,每年能盈利几十万元。这在八十年代初可不得了。

曹掌柜不差钱,见司机这么小心,有点好奇,便问他为啥。司机说,这汽车玻璃太贵了,一旦坏了就不好换。

那时候汽车玻璃都是外国产的,价格很贵,也缺货。比如一辆马自达汽车,换一块前挡风玻璃要6000元,若加急的话,修车店能涨到8000元。

所以,走在街上,经常能看到车窗的玻璃是用胶纸糊着的。有的是没钱,舍不得换新的,有的是换不到。

曹掌柜一听,意识到这是一个利润丰厚的空白市场,商机无限。回去后,他就开始干起来,购买图纸和高端设备,投入了汽车玻璃的生产。

他的一块玻璃只卖2000块,很快抢占了市场。但相比起六七百块的成本,依然是暴利。到了1989年,福耀的年产值达到5000万元,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

所以,领导怎么能放他出家呢,赶紧上山劝说,甚至还惊动了省委省政府的人。大家齐声说:老曹,你可不能就这样撒手呀。

曹掌柜对佛虔诚,铁了心要皈依,根本听不进去。领导只好见招拆招,请出了庙里的老和尚,让他去劝说。

老和尚双手合十,镇定地说:

曹总,您今生有佛报却无佛缘,静下心,好好地回去办企业吧,别动这个念了。

曹掌柜内心很失落,但既然自己信任的高僧都这么讲了,也只好算了。

下山后,他开始考虑公司的前途。一个银行行长建议他将公司做上市,这样可以利用股民的资产,对公司的健康发展有利。

那时候,公司不是想上市就上市,必须要经过国家允许。福建省当时分到了一个名额,曹掌柜向省里申请,就给了他。

一开始进展很顺利,1600万的原始股卖的不错,很多单位和个人都认购了。但处在转型期的老百姓容易受各种信息干扰,比如经常出现的抢购潮,就是缺少判断力,害怕受伤害。

这不,没多久,社会上传出一条谣言,说曹掌柜推动公司上市,其实是想卷款跑路。很多认购股票的人听到后,纷纷要求退股。

但是股价已经从一块五涨到了两块五。曹掌柜不得不通过借高利贷的方式来回购股票,买下了400多万股。

最后还是求助于银行,才还清了高利贷。公司也终于在1993年成功上市,当天股价报收40元,是原始股的30多倍。

曹掌柜总共手持500万股,身价一下飙到了两个亿。在如今某些老王的眼里,这只是两个小目标,在那时可就是大富翁了。

他花了六七千万元,在省会福州打造了一座豪宅,占地6000多平方米。家里有16位管家,都是美女。豪宅的门口摆着一只巨大的貔貅,屋子里挂着他最喜欢的字——《陋室铭》。

石竹山上的庙门,就此离曹掌柜越来越远。

4

也是在1993年6月,当曹掌柜的玻璃厂风光无限的时候,位于北京西边八里庄的玲珑塔,正召开一个特殊的会议。

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会议的主题是环保问题,并且是由一家叫“自然之友”的民间组织搞的。那时候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环保”是啥概念——钱还赚不到呢,哪顾得上环境。

“自然之友”按照类似传销的模式,通过朋友带朋友,最后聚集了82人到场。他们在玲珑塔下共同探讨环保话题,史称“玲珑塔聚会”。

这个组织虽然并不有名,但是创建人却大有来头。他的名字来自北宋建筑家李诫,父母希望他也能做个建筑学家。

凭这个名字,就知道父母的文化海拔。

他的名字叫梁从诫,老爸是梁思成,老妈林徽因,爷爷是梁启超。

结果,他没当成建筑学家。1950年,他报考清华建筑系时,因为两分之差落榜了。

梁思成当时就在建筑系当主任,但并没有救儿子。其实,也因为这层特殊的关系,不好通融。梁从诫只好去了北大历史系,改学历史。

毕业后,梁从诫当了一名历史老师。文革中,父亲梁思成受到批判,他也受到牵连,名字变成了“梁三子”——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

他被下放到江西的干校劳动改造,一呆就是9年,直到1978年才回到北京。这时候他已经快50岁的人了,别人叫他“学者”,他不接受,说:

当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做了几年研究生,正值‘反右’、‘大跃进’,基本上没有正经读书。既无专业又无专著,有什么资格被称为专家、学者?

之后,他创办了一家杂志,名叫《百科知识》,是一本科普杂志,相当于现在的百度百科。那时候,许多西方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潮都是通过这本杂志传播出来的。

因为经常接触科学,梁从诫对环保也就有了意识。邓公南巡后,经济起飞,各地乡镇企业涌起,到处都是小五金、小皮革厂,垃圾污染很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经常给他讲这些事情。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产生了一个想法,不研究历史,要搞环保了。他想按照国际惯例,名正言顺地成立一个环保组织。为此筹集了300元注册费,每天骑上自行车,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跑。

但是都被拒绝了,没人能听懂他在说什么。他只好以“中国文化书院”的名义,设了一个绿色文化分院,又称“自然之友”。办公室就设在自己家里,工作不收报酬。这年,他60岁。

梁从诫的这个行为,很像他的父母保卫北京城墙的举动。

当年,听说城墙要拆,梁思成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

林徽因直接闯进了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两人大吵一顿。

彭市长是革命家出身,不懂建筑,也不懂美学,说不过林徽音,只得端出一张“底牌”,说这是最高指示。

林徽因只好退一步,建议把城墙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藤,再放上长椅。这样,市民既可以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的味道。男女也好有个谈恋爱约会的地方嘛。

但最终,一万句话顶不过一句话,墙还是拆了。林徽因为此愤怒痛苦,1955年就去世了。

林徽因最终的标签,是“建筑师”

梁从诫的环保意识,多少受到父母的影响。他自己身体力行,每天骑自行车出行。当时他还是政协委员,有一次去政协礼堂开会,门卫把他拦住不让进,直到他掏出委员证,才放行。

1997年,他在政协会议上交了一个提案,建议把首钢逐步迁出北京,以保护首都的空气环境。这可是个大工程,提案并没有激起多大反馈。

2004年的时候,他又提出了这个事,这一次受到了重视。因为在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了,可不能让外国人看到天空雾蒙蒙的。于是,2005年首钢搬迁正式启动,到2010年基本完成。

发展到今天,“自然之友”在全国的会员超过两万人,而且孵化出了好多的民间环保组织。从2006年开始,它每年还出版一本《中国环境发展报告》绿皮书,成为中国环境变化态势的重要记录。

2010年10月28日,梁从诫去世,他留下遗嘱,要把自己葬在一片树林里,继续保护大自然。

当年祖父梁启超领导维新变法,被慈禧追捕;父母保护城墙不成,空留叹息。对于家族的命运,梁从诫有一句话:

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失败者。

5

在生前,梁从诫亲眼见证的一个历史瞬间,改变了好多人的命运。

1980年夏天,美国大英百科全书代表团来华访问,受到邓公的接见,正担任《百科知识》主编的梁从诫被派去做翻译。

访华团里有一位九十多岁的女编辑,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工作过。邓公听说后很兴奋,用他不达标的川普口音说:

咱们是同事喽,都是打仗的!现在失业了,没仗可打了,但还是和平好!

梁从诫把这话翻译给女编辑听,她大吃一惊,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她不理解的是:我怎么会跟他是同事,真是不可思议。

之后的几年,邓公的判断越来越明确:

世界大战50年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主题,于是开始推行裁军计划。

这个政策影响到了上百万人的命运。其中包括一位在沈阳军区服役的军医,名叫娄丹。

娄丹当时是微生物和免疫研究室的主任,在部队的级别已经是技术少将了。他带着11个部下,研究细菌免疫。

他在期刊上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题目的画风都是这样的高冷:

《蛋白质肽的微管SDS-聚丙烯酰胺微管凝胶电泳》

《质粒图谱分析在细菌性痢疾爆发菌株鉴定中的应用》

《黄芪多糖对LAK细胞毒的增强作用》……

战争打不起来了,捣腾细菌没必要了,就需要进行转型。

1984年,当沈志华出狱做生意、曹掌柜踏足汽车玻璃行业时,娄丹参加了全军首届生物工程技术学习班,是中国最早接触基因工程的一批人。

那时候,中国得肝炎的人比例很高,军队征兵体检时,不能招有肝病的,害怕传染。于是,他就把治疗肝炎作为基因工程技术开发的第一个目标,决定研发干扰素。

几年后,药是研发出来了,但是要拿到药号,还必须有自己的工厂,否则只能转让技术。

娄丹一直在思索的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必须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能力,降低成本,才能让更多的患者有能力接受治疗。

应该使干扰素能像青霉素一样,让普通百姓都用得起。

于是,娄丹选择创业。1993年,他带领团队,创建了沈阳三生药业有限公司。

决定经商那年,他已经58岁,要去挑战从一个医生到一个老板的身份转变问题。有人做了个统计,说知识分子下海,60%到70%都失败了。

娄丹对自己倒是很有信心:

我觉得办企业,最重要的是,应该有点创新精神。正好我是做科研工作的,我本身一辈子用一种科学态度做事,所以这一点我不成问题,创新精神不成问题。

当然,娄丹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有一个儿子,叫娄竞,继承了他的医学追求,1989年去了美国学生物制药。就在父亲创业这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又去了美国卫生总署做博士后研究。

在公众场合,娄竞不喜欢别人叫他“娄总”,更喜欢“Dr.”。这也是华尔街的媒体对他的称谓,彰显出他所拥有的学术背景。

在他的带领下,公司花了10多年时间,研究成功了一种名叫特比澳的药,学名叫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全球独家,可用于癌症患者化疗后血小板减少。

在研制这种药的过程中,三生贷款一个多亿,光临床试验就做了足足4年。现在,这种药是中国血小板减少症治疗领域的老大,每年都能卖10多亿。

2007年,三生制药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第一家走出国门的生物制药企业,创下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在美股市场IPO的最大融资规模。这时候,才把研究特比澳的债还上。

但是,美国资本市场对当时中国的生物研发企业一直不看好。上市五年,三生制药的业绩增长了5倍,但是公司的股价却长期处于横盘状态,不涨不跌,半死不活的。

无奈之下,三生制药在2013年退市,当时市值3.4亿美元。两年后,公司转战港股上市,市值当天就冲到了230亿港元,相当于29亿美元,是两年前的8倍多。

中国的企业,没有点韧劲,走不到这一步。

当年公司刚起步时,药物上市的文号还没出来,市场上就有了仿冒品。一查,光是娄丹同一个小区就有四家。

当他找到造假药者去理论时,他们哈哈一笑说:

你们吃肉我们喝汤么!只有在你们的药批准前我们才能赚大钱呀。

6

同样是1993年的夏天,5月28日至6月20日,首届世界女排大奖赛在香港举行。中国队的姑娘们打进了总决赛,但最终以0比3输给了古巴队,惜败。

十二年前,在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上,中国队首次夺得冠军,并且提前了一轮。最后一战和日本队的比赛对成绩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日本队却穷追猛打,气势非常可怕。

到了决胜局,日本队以15:14领先,教练袁伟民急了,冲着队员大声吼叫:

拿了冠军却输给日本,价值完全不同。不拿下这场比赛,你们会永远后悔!

最后,中国队以17:15拿下最后一局,总比分3:2,七战全胜。

这是中国女排走向辉煌的开始。后来,她们又连夺几个大赛冠军,包括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当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远远没有今天的自信。女排的“三连冠”“五连冠”被当做国家振兴的标志,还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女排精神”,激励了无数人。

主力扣球手郎平连续获得世锦赛、奥运会、世界杯三大赛的最佳球员称号,被外国人称为“中国的马拉多纳”。

那些年,只要有兴奋、热烈的场面,吃瓜群众们总会呼喊一句口号。这句口号听起来很悲壮,甚至想不到是出自一场排球比赛: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五连冠时期的队员们纷纷退役,中国女排也进入了一段低沉期。

尤其是1992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可谓女排历史的至暗时刻。在小组赛出线的关键一战,中国队在这次参赛的八支球队中名列第七,创造了历史的最差战绩。

就像被隔壁老王欺负了一样,举国都震惊了。有位大领导,还亲自给袁伟民打电话,让他过问一下这事。老袁也不知道如何说,毕竟都是自己的得意弟子。

直到2003年,在第九届女排世界杯上,中国队才再次夺得冠军。

当天,新华网发了一篇评论文章,里面写道:

老女排带给国人的精神激励和示范效应已远远超越了体育范畴,而成为全民族的财富。

但,今晚不会是一个不眠之夜,不会有彻夜的狂欢和喧闹的游行……

一个久违的世界冠军已不再也无须承载20年前的社会重责。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

2016年,郎平带领的中国女排在里约奥运会获得冠军。而前几天,2018女排世锦赛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惜败,获得季军。

而国人对于这项赛事的关注,再也不像八十年代那么狂热了。不管是欢呼还是惋惜,都表现得很淡定,很正常。

体育回到常态化,这是时代和民族心理进化的结果。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机遇,也塑造了不同的英雄。他们走的路是各异的,但共同点都在于,为了突破人生,做出了坚定的选择和坚毅的努力。

就像1993年上映的一部电影,讲述两个唱戏的男人之间发生的故事,获得了戛纳金棕榈奖,成了绝世经典,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

自古人生一世,需有一技之长,

我辈既务斯业,便当专心用功,

以后名扬四海,根据全在年轻。

赞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