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一百年:你是终将年青,还是一直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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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不太白

当一个叫马嘎尔尼的56岁英格兰人听到一个消息时,立刻兴奋地像18岁的小伙子一样跳了起来。

这个消息是:王室要派他出访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了。

马嘎尔尼没想到自己打儿时起就一直憧憬的梦,现在竟然在即将垂垂老矣时成真。

根据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传教士们的描述,马嘎尔尼早就知道这个先进之国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整个国家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亲爱与和融,而杰出的精英领导“像一家之父照料管理自己的家庭一样,用同样的权威、关怀与慈爱主持工作”。

这个美好国度里的普通人又怎样呢?

“他们日常谈话或者隔日会面之时,彼此也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的所有贵族……”即使是这个国家的农民与佣人,也是这样富有气质。

总而言之,这里有贤明的领导者、良好的法律、完美的行政机构,全都是人类从不曾享受过的天才设计。

对于这个天堂一样的国家,难道不应该毫不迟疑地、由衷而虔诚地表达了对它的无限景仰之情吗?

难道不应该立刻做梦去朝拜她吗?

可是,她是谁呢?

这个国家不是美国、英国、法国。

不是日本、加拿大、新西兰。

也不是南欧的瑞士,北欧的挪威、芬兰,或者太平洋中的哪个天堂之国。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至少1792年的马嘎尔尼是相信的:

她,就是那个做梦都会笑醒的——中国。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将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到了北美大陆的中国女生说:“这里连空气都是甜的。”

当然,这个可怜的女生为自己的马屁之语付出了代价。不知她有没有被骂哭,但可以肯定的是祖国人民必定从此深刻地讨厌她。

然而,对于我这个总爱以大历史视角打量社会的人来说,那其实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俗话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人总是喜欢对陌生的事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是吗?

真要论起“崇洋媚外”的本事,那个女生的夸张言辞根本就不算个事儿。

比如上面做迷梦的马嘎尔尼。

如果这个人不太为人熟知的话,那么下面三个情迷中国的人之中,你肯定至少知道其中之一。

听听那些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人物是怎样崇拜“她”的吧。

一代文化宗师、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代表人物歌德,就曾经这样感叹道:“在她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更道德。”

法国“启蒙运动”大师、哲人伏尔泰,则这样描述她:“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治理最好之国。”

大数学家莱布尼茨毕竟是科学家,所以他的礼赞要理性一点儿:“她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

怎么样,听了这些华丽的赞美俺们大中华的甜言蜜语,你脸红了没有?

没错,他们发自内心礼赞的都是中国。

距离产生美。

漂洋过海的距离,则产生几近于麻醉的美。

这样梦中情人一样的美丽之地,却正是“五四”运动前后的老师们所痛心疾首的破庙。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_鲁迅留

“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只感到冷,觉得饿,我只听见许多人的哭声。” _巴金留

“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_马相伯留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_鲁迅再留

“我们中国民族恐怕没有希望了,他已经太衰老了,像这样古老的民族,如今世界上再也寻不出第二个来。” _巴金再留

“先生早年也曾自负才华,目空一切,戊戌变法失败后,常常大碗喝酒,醉了以后,大骂时事,骂完以后,把大碗往窗外一扔。” _罗家伦忆蔡元培

早在“五四”的老师们痛心疾首之前,马嘎尔尼就发现自己上当了。

1792年秋,当马嘎尔尼率领700多人的庞大使团浩浩荡荡地开始了他的朝拜之旅、抵达梦想之地时,他更加震惊了。

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马嘎尔尼发现,在暴力统治下,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出现了很大的扭曲,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撒谎,奸诈,偷的快,悔的也快,而且毫不脸红。当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到河中,来往的船只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河中挣扎的人。”

“但一见了官,马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为官府中最低级别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这种处境的恶果是数不清的,显现在这个以风度优雅和政治文明著称于世(我认为是名不副实)的民族的一切方面。”

马嘎尔尼的反反复复是事实吗?

大约是。

大约又不是。

说大约是,是因为马嘎尔尼所见的那种情形,正是处于封建社会日落黄昏时辰的旧中国的现实写照。

当儒家文明带着三千年的农耕社会来到旧日最后一个高峰时,古老中国的人口已经繁衍生息至于三四亿之众,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逻辑,任何一个社会到达那种程度之后,耕地再也无法养活庞大的人口,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崩溃或爆发惨烈的战争。

社会的普遍凋敝,朝廷的日趋破败,数千年来帝国皇权与地主阶层的令人窒息的专制传统,人的尊严哪有苟且求生重要呢?

说大约不是,是因为即使在那样的情形之下,仍然有人看出了那个社会、那些人群身上默默藏着的特殊光芒。

1920年,“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年,就在中国知识精英为国家的窘迫境地焦虑万分的时候,英国著名大学者、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罗素来到了中国,并作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哲学讲授。

两年后,罗素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

对于彼时的中国社会,罗素既没有浓烈的赞美,也没有痛心疾首地批判,而是冷静地给出了他的观察:

“中国的国民是世界上忍耐心最强的国民,当其他国家的国民思考十年之后的事情时,中国的国民考虑的是一百年之后的事情。中国国民本质上是不灭的国民,不急不躁的国民。”

“中国人发现了会使全世界幸福的人类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许多世纪,如果被全世界的所有人采纳的话……而我们欧洲人却不是那样,我们的生存方式强烈追求斗争、榨取、多变、不满以及破坏,指向破坏的效率主义只可能在人类灭亡时终结。如果西方不多少学些曾经轻视过的东方智慧的话,西方文明将使人类走向彻底灭亡。”

“中国人只追求正义与自由,娴静而优雅。在对人类幸福所起作用的所有点上,中国文明都比欧洲文明出色。在中国发生了年轻的改革家们的强劲运动,如果再给他们少许时间,他们将使本国返老还童,比起西欧人称作文明的像已经磨损的研磨机一样的机械文明,将创造出不可预测的更为伟大的文明吧。”

真不知道罗素是从何看出这种结论的,要知道1920年的中国正值荒乱年代。

然而,罗素的结论,却与另一位英国学者的思考异曲同工。

他就是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汤因比。

“如果要使西欧所动摇的人类生活再次稳定……下一运动的创始者就必须向欧洲以外去寻求,而且,完全可以设想它将出现在中国。”

汤因比对中国寄予厚望,原因在于他研究了人类所有文明之后,看到了历经两千年以上、即使遭遇王朝更迭却仍然保持住了文明连贯性的,只有中华文明。

这两位英国学者是对的吗?

这非常奇怪。谁能想到,就在我们的先贤们高呼向西方学习“德先生”、“赛先生”时,当时西方最杰出的两位哲人却说人类文明的希望在东方。

也许是看见了彼岸对方朦胧的水中倒影,想着远比自己憔悴的身形、破碎的衣衫来得更有想象空间吧?

因为从1914年到1945年,整整30年间,被熊熊战火燃烧得快焦脆的欧洲似乎铁了心要毁灭它自己。假如工业现代化带来的就是如此巨大的文明危机,即便是最杰出的时代哲人又能看得出什么希望的光呢?

茫然四顾之际,大概也只有憧憬一下落魄的对方了吧?

1919年5月4日,北京许许多多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西方列强对中国主权的羞辱。

本来,稀里糊涂赌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牌局的北洋政府已跻身胜利者集团,然而战败者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州半岛地盘并没有归还给中国,“巴黎和会”将它转手给了日本。北京学生的愤慨得到了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城市的学生与工人的支持。

“五·四运动”真正影响了中国。

并且,也因此改变了一百年后的世界。

因为在这之后第二年,1920年8月,在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最大政党的早期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了。第二年7月,她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不论罗素与汤因比的判断正确与否,世界确实在因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也无法否认,德俄的思想与方法论到了中国之后,不可能不与东方数千年的传统思想结合。

在一代伟人毛泽东身上,你是看见传统的东方思想多一点、还是西方文化多一点呢?他领导中国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他也主导了否定儒家的运动,但他仍然首先是东方文化哺育出来的人杰。

纵观人类文明浩浩荡荡的历史演变轨迹,希腊的、罗马的、查理曼的、波斯的、奥斯曼的、日耳曼的、斯拉夫的、中华的……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所能够改变自己与他者的,从来不是单独一方。

不论它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

在更长的历史长河里,谁能说哪一方必然是优秀的或是落后的呢?

它们都有自身的绚烂之光,以及它们自身无法逃离的黑洞。

1919年,一个叫邓小平的青年考入了四川广安县初级中学。

跟中国其他更为偏远的内地相比,广安县与外界有着更多的接触,流经广安县城的渠江水面宽一百多米,通过另外两条河与90公里以外的重庆相连,从重庆乘船5天便可到达上海。这就使得广安比较容易得到外界的消息。

所以这一年5月,正在广安读书的邓小平知道了外界正在发生的风潮。

邓小平加入了这场运动,跟同学们一起走上广安县城街头游行示威。

这一年,邓小平14岁。

第二年,邓小平登上了从重庆开往上海的汽船,最终驶向了勤工俭学的法国学校与工厂,在那里,他见到了资本的两种面孔。六年之后,22岁邓小平辗转离开巴黎,抵达莫斯科。

美国人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这样写道:“这些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人受尽屈辱,却为中华文明而自豪,并将自己视为未来的领袖。”

其时,燃烧欧洲的战火暂时熄灭,而新的战火种子已经萌芽。

如果邓小平不曾在年青时出国呢?

如果他不曾有过法国勤工俭学经历以及莫斯科学习生涯,如果他不曾感性地观察过西方,如果他不曾因为有过国外的经历而获得的广阔视角,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会不会必然发生呢?

历史没有假设,谁也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当今天我们再次怀念起先贤们的“五·四运动”精神时,它并没有因为时间老去而不再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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