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复读生的时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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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教育规划纲要》要求在2020年时达到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的目标,但是一路扩招和报考人数的缓慢增长让我们在今年就基本可以超额完成目标,使入学率达到50%。

50%意味着高等教育进入了普及化阶段,每两个适龄人就有一个能够上大学,如果按照录取率看,基本上报考就能上大学。“有学上” 的底层需求满足之后,自然是要向上 “好大学” 的目标迈进。

在高考之前,为了实现好大学的目标,无数中产家庭越来越早地在初级教育上实行高投入和精英化的策略,补习班、打比赛、兴趣班、留学,各显神通。

但在考后,正经途径就很少了,再来一次的机会就仅剩下复读和留学。从一年经济成本上来说,最贵的复读学校和最便宜的留学也有着四五倍甚至更高的差距,即使对于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普通国民,复读仍然是再考一次的最佳选择。

复读是可以重复利用的车票。在高考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二十几的十多年前,复读为很多落榜生以及少数发挥失常的考生提供了重来一次的机会。但当时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由前者落榜生组成了复读人群结构的主体。

尤其是在2000年左右,随着义务教育普及和高中阶段升学率快速提高,高考报考规模也高速膨胀。《我国高考复读群体的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中的数据显示,2002~2007年间,高考报名人数年均增长18.4%,从527万到1010万人。

虽然同时期招生规模也在不断增长,却在总体上落后于人数增长,这导致了高考录取率的事实下降。当然,正如复读群体分析一文指出的,高考难度和竞争加剧也为录取率下降做出了一定贡献。总之,2002~2007 年间,高校录取率年均下降0.95%。

也就是说,落榜生人数从206万增加到了2007年的443万人。而到了下一年,也就是2008年时,高考人数到了1050万的高峰。根据《高考人数达1031万,与2008年的1050万有什么不同?》一文,2008年高考有约200万复读生参加,按照比例,差不多是45%的落榜生参加复读。

如果按这个比例算,今年参加高考的复读人数应该在105万左右,也就是10%。前天高考分数出来时,一则 “四川省高考前一万名有6300人是复读生” 的消息在当地网民中被刷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即使是在情况突出的地方,复读生比例也无法达到这么高的比例。例如中国教育新闻网的一个数据,2014年湖南复读生高考比例约13%。

根据网友的不完全估计,大概10%~15%是个合理的估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则传言特别强调了前一万名的数据。尽管复读生在考试模式和大纲不变的情况下会占有一些天然的优势,但这其中折射的对复读生群体挤占应届生资源的焦虑也不言而喻。尤其是在整体结构改变的情况下。

成文于十年前的 《我国高考复读群体的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就曾指出,除了高考人数和录取率增速不匹配导致的复读生数量变化之外,为名校和学历而主动选择复读,为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而主动选择复读的往届生将取代考分不上线或填报志愿失误而导致被动复读的群体,成为高分复读生主力。

这在高考压力大的省份尤其突出。例如在广东,2017年 《南方日报》曾报道过,广州复读机构从两三家增长至十多家,再加上民办学校的加入,复读做出了一门稳定的生意。

在广州,复读费用已经到达六万左右一年。在四川,根据某论坛网友的留言,福建、山西也在三四万一年,而四川也需要三万元。另一个证明更多高分考生在选择复读的证据是,很多专门复读学校开始以划分报名,高分优惠甚至减免费用的方式进行 “掐尖”,以类似正规学校办学的逻辑运营,用明星学员和名校offer来提高学费。

在经历过知分填报志愿和平行志愿政策的冲击之后,这两年开始,几乎年年高考成绩出炉、志愿填写结束的一段时间内,都能听到当地著名复读机构名额被抢的新闻。前天的四川高考消息中,我们那可以看到 “个别学校复读生录取分数超过650分,难度相等情况下,往年985的水平今年连复读高中都没得读”。

不过真理是,除了极少数学霸的 “马有失蹄”,大部分复读生难以在成绩上产生质变。真正顶尖的应届生没有再读一次的烦恼,看得开的和考不上名校的看淡结果,恰恰是那些卡在985边缘上下的学生在走和留之间纠结,挤在门槛线上。“高三打基础,高四985” 的说法自有一番道理。

放到当下的语境里,可以说这是中产教育焦虑的一种体现,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八零后家长对教育路径的依赖,高校普及学历通胀之后,本科第一学历的价值上升等。高分复读生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应届生在985学历这种稀缺资源获取上的冲击,占用后者的录取名额。也就是说头尾两端的人不受影响,中间门槛线上却有一群人在互相踩踏,争夺大众眼中的稀缺资源。

把目光转移到东亚邻国,同样能观察到类似现象。毛入学率和录取率都大大高于我们的日韩两国,同样有非常显著的复读生现象。

在日本被称为 “浪人” 的复读生高达十多万,大阪大学的数据是2018年63万高考考生中,第一次复读的 “一浪” 就超过10万,占比约17%。如果单独看各高校的独立考试,名校考试中复读生比例就远高于平均水平。

日经新闻数据称,东京大学考试中,“浪人” 数量始终在三成左右,最高接近一半。早稻田大学也大致如此。日本学生寻求名校的目的之中除了像中国家庭的名校崇拜之外,也有对职业的挑剔。成都商报引用的数据称,2016年日本报考大学医学部的考生达到17万人,而总入学名额却只有8000个。

日本复读的成本同样不低,名校的全科补习收费约6万元人民币,单科也要万元左右。

而在韩国,更是面临着复读生的占比在报考人数探底的情况下不断升高的问题,2017年时复读生比例高达23.2%,当年也发生了全国53.8万考生 “九人满分,八人是复读生” 的奇闻。企业化品牌化运作的补习班已经是韩国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种高压之下,学生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The Atlantic曾经引用研究报告称,问卷调查中超过58%的 “浪人” 有抑郁倾向,20%有严重抑郁症状。其它还包括自身认知缺失、丧失自信以及焦虑等。

社科院心里所教授王极盛曾致力于研究复读生群体,《瞭望东方周刊》引用调查结果称 “复读生存在心理问题的占总数的47.1%;应届高三生心理存在问题的占总数的28%;复读生情绪不稳定的占62%,高三生占35%;复读生不适应周围环境的占59.5%,高三生占36.7%;复读生有强迫倾向的占52.1%,高三生占33.2%;复读生有焦虑倾向的占49.4%,高三生28.6%。”

似乎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高等教育普及和高入学率实现之后,并不能解决民众对教育的渴求。家庭收入增加,子女全入大学之后,这种渴求转而变成对优质资源的争取,使之前的情况再次重演。日韩的经验在前,我们在进入大学教育普及之后也开始出现这种苗头。

解决办法?我们正在实行的改革,日韩基本上都已试验过一遍,除了转变对教育的观念之外,邻国经验告诉我们,好像并不能看到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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