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驹如果还活着,他会不会变成第二个大张伟?

黄家驹如果还活着,他会不会变成第二个大张伟?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讲故事,

充满了喧哗与骚动。”

——剧作家·莎士比亚(逝于1616年4月23日),出自悲剧:《麦克白》

1

Beyond能进娱乐圈,应该感谢刘卓辉。

1983年,Beyond参加《吉他》杂志举办的大赛,凭借《Brain attack》夺冠。时任《现代青年人周报》总编的刘卓辉要约他们一个访谈。访谈还没写出来,杂志社先倒闭了。2年后,Beyond演唱会,刘卓辉跑去看,带回一本场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陈健添看见。

日后签约黑豹、捧红郑钧、当了王菲经纪人的陈老板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场刊,觉得这几个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为香港摇滚鼻祖乐队ROZZA BAND暖场,陈健添也在。站在观众台上,他望着黄家驹想:

“终有一天,他们会火的。”

1983年对香港乐坛是个重要的年份,“第一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正在酝酿之中。70年代诸如徐小凤、关正杰这样的大牌退后,张国荣、陈百强、梅艳芳、谭咏麟准备收割时代流量。彼时,Beyond的阵容还不算齐整,黄家驹一边打工一边摇滚,写了很多风格前卫的音乐,纯属个人爱好。

至于北京,远古级的“不倒翁”乐队刚刚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还没一撇。北京南城大杂院儿里,大张伟刚刚出生。

比起黄家驹苦哈哈打工,大老师显然幸运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滚门而不得时,王母常去一家理发店烫头,偶然结识“寂寞夏日”的主唱邓裴。王母就让邓去看看自家儿子琴准不准。邓裴找到大张伟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儿涅槃,给这俩孩子震傻了。

两人当场拜他为师。

后来赶上北京拆迁,拆到一半,大张伟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对着一家豆汁儿店。“麦田守望者”的大乐在店里喝豆汁儿,隔街听见大张伟几个人在屋里排练,拔腿上去敲门。一听几个小孩儿弄的像那么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话,老板说:“让他们来试试。”

就是在那里,大张伟见到了窦唯、丁武,遇到了日后的老板付翀。大张伟还没回过味儿来,就被当成“摇滚新希望”,送进了娱乐圈。

黄家驹和大张伟相差21岁。

隔着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们遭遇的悲喜并没有什么不同。

2

1962年,黄家驹生于一个劳工家庭,名副其实的草根。一家七口挤在九龙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里。他没受过什么音乐熏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难说他会那么快走上摇滚之路。

最早,黄家驹想吹萨克斯,家里买不起。17岁那年,从垃圾箱里捡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弃。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练了半年,打算加入乐队试试。主唱嘲笑他:就你这技术还摇滚呢?

自此,他开始日夜苦练,博采各家之长,琴技突飞猛进。正巧,当时乐队刚解散的叶世荣在寻找知音。经通利琴行的老板介绍,1981年秋的一天,两人见面了。叶世荣永远也无法忘记那天的情景,黄家驹一说起和吉他有关的事就两眼放光,滔滔不绝。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亲密战友。

毕业后,两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乐,去过同一家公司打工。办公室助理、文员、电影厂工,黄家驹都干过。本来手上就没几个钱,他出勤率还极低。一周上两天班,剩下的时间靠面包蘸白糖,蹲在家里练琴。

他跟叶世荣去卖保险,偶遇日后成为《我是歌手》音乐总监的梁翘柏,三人每天晃荡到奶茶店谈音乐,居然可以靠续杯把奶茶续成白水。

在遍地黄金的香港,一个年轻人,不琢磨怎么搞钱出人头地而花大量时间在看不到未来的摇滚乐上,实在是很有想法。

彼时,香港乐坛原创力不足,偶像们一个个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样红得一塌糊涂。搞摇滚,既没有群众基础,也没有审美需求。但黄家驹和基友们还是乐此不疲,在叶世荣的祖屋里把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响。

主要是热爱,在带着黄家驹往前走。而大老师入朋克的坑,则是出于霍尔顿式的郁闷。

和黄家驹一样,他也出身底层。老爸张二柱是国营制造厂的职工,一家人蜗居在十平米的平房里。大张伟从小表现出极强的音乐天赋,一上小学就进了银河少年艺术团,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赛第一名,还老去国外演出。

父母为支持他唱歌,下班后冒着寒风出门摊煎饼,可谓操碎了心。一套音响设备上万元,他爸一咬牙,借钱都给他买了。

本来大张伟会以特长生身份进重点中学,结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学,连个领唱都没混上。步入青春期后,一没颜值、二没成绩的他泯然众人。打架也不行,出门老受欺负。他也想出风头,但是无从下手。

就在这时,摇滚为他打开了新世界。原来不是学习好、长得帅才有价值可言。反叛与呐喊,也是一种姿态,它甚至比逢迎权威更令人肃然起敬。朋克成为了大张伟抑郁青春的一剂良药,眼看要熄灭的火,又燃了。

那时,邓裴给了他不少外国乐队的磁带,大张伟如饥似渴地听,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听到Green Day,当时就跪了。从此沉迷,无法自拔。每天吃干脆面,省下钱来买磁带和音乐杂志,把旋律和歌词抄了一本又一本。

拿他自己话说:“那时生命里只有音乐,一想到它就兴奋得不行。”

在摇滚乐似雨滂沱的冲击面前,黄家驹和大张伟那份原始热爱都是雷霆万钧的。谁也没指望说靠它来争名夺利,改变命运更无从谈起。那是一种生命力膨胀后浑然忘我的冲动,就是喜欢,不掺杂任何邪念。

就像爱上一个姑娘,不是要占有她的肉体,而是长相偎依。

3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邓炜谦起的。

那年他们拿下《吉他》冠军,有了固定粉丝。但要靠摇滚吃饭,无异于痴人说梦。不久,邓为生计离去,黄家驹只好拉弟弟入伙。

当时他们排练,已经有粉丝来送饭了。或许这让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乐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们不但没有妥协于柴米油盐的苟且,反而决心走出地下,想让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很骨感。1985年,乐队自费举办“永远等待演唱会”。活动开场前,又一位成员离队,黄家驹说服给他们设计演唱会海报的黄贯中加入。Beyond四子,这才聚齐。为了不留遗憾,他们四处发传单、散海报,邀请唱片公司的人来观看。结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币,瞬间就打了水漂。

Beyond没有气馁,又自己掏钱,出了专辑《再见理想》。里面的作品风格前卫、饱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赏的产物。销量就别提了。要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黄家驹能否写出传世的伟大作品不知道,四个人饿死是肯定的。幸好在这时,陈健添找上门,递给了他们一纸合约。

第二年,Beyond把黄家驹之前写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发行《永远等待》。那些源于热爱、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够流行,不具商业色彩。卖得虽然不怎么样,多少为乐队打开了一些名气。

随后,黄家驹在词曲创作上向流行靠拢,希望能在市场和自我表达间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亚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电台龙虎榜的冠军。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成绩。那时香港只有几家电台,每天轮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陈慧娴、谭咏麟这样的大咖占据。他们背后是大公司,资源极强。签约陈老板Kinn’s这样的小公司,都没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黄家驹却很失落。

对于早期追随他们的粉丝而言,《亚拉伯》明显向商业妥协,失去了摇滚初心。加之专辑仅卖2万张,就有乐评人说:

“Beyond不但丧失了自己,在商业上也是失败的。”

相比之下,大张伟的朋克路顺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们后,立马推荐给了麦田的宋柯。宋柯一听,是好东西,可是不敢轻易签。付翀胆子大啊,自己开公司把乐队签了,命名为“花儿”。然后找到红星社,要了个最垃圾的时间,每周末折腾他们录音。

打着“中国第一支未成年摇滚乐队”旗号的“花儿”发行《幸福的旁边》,前后卖了四十万张。光录歌,大张伟就赚了10万。回校后,他请全班同学吃冰激凌,瞬间成为话题中心,并成为“全国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时间,小姑娘、大姐姐都来撩他,排着队申请做他女朋友。一些连见都没见过他的混混为了吹牛逼,没事儿就想揍他一顿。老师酸气十足地说:“你们谁能像大张伟那么挣钱,也可以上课睡觉。”

2000年,《华尔街日报》发文,收录大张伟创作的《放学啦》和《向我开炮》,并预言:“如果拍摄更多的录影带和有足够多的公开演出机会,那么你将看到每个中国孩子都穿着花儿乐队的T恤衫唱《放学啦》。”

大老师一颗心落定:音乐这碗饭,稳了。

他没想到,自己会放弃得那么快。

4

步入成人世界后,大张伟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草莓声明》发行,他带“花儿”去各地演出,特别扫兴。台下小孩儿都捂着耳朵听,前排领导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裤衩一样。

每次演出结束,心情都极度恶劣。

大张伟感到虚弱,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在台上蹦哒,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么。朋克属于“你不喜欢我你就滚远点儿”的音乐,实在是不符合中国老百姓的传统审美。至于对现实的批判和质疑,那就更别提了。

不知道大老师是否属于讨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讨厌的人格。

他实在没有那种“就是要让你们看不惯我”的一撸到底的勇气。

最重要的是,眼看滚圈儿三十来岁的人没正经工作每天兜里揣二百块钱自称“摇滚艺术家”,他就心里发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样。爸妈都下岗了,曾为他吃了不少苦。家里又不是有矿,老老实实赚钱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于天然基因,摇滚,它既不被大众喜欢,也不被大众需要。一个东西,扫兴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意味着没钱,那还死磕个什么劲?

打那时起,大张伟希望写出让更多人喜爱的音乐。可付老板觉得他应该坚持,甚至觉得他还不够摇滚。两人在音乐理念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最终,“花儿”离开,赔了40万解约金。大张伟向全体乐迷宣布:

我因国情与家境考量自废摇滚武功。

而在香港,和大老师一样,黄家驹对摇滚的坚持也没有那么不可撼动。

1988年,Beyond转投新宝艺,成了王靖雯的同事。做《秘密舞台》时,黄家驹将1986年写的一首名为《长江》的曲子拿出来,请刘卓辉填词。当时,刘刚去台湾探完亲,见了颠沛流离20年的老兵叔公,很受触动。填完词后,将歌名改为《大地》。那一年,《大地》入选香港十大劲歌金曲。

和那些带有批判色彩、关心社会问题的摇滚不同,《大地》很有家国情怀,而且旋律朗朗上口。这首歌的成功,为黄家驹写歌提供了新思路。陈健添告诉他:“摇滚不一定要愤怒,也能正能量。你写励志歌曲,可以振奋人心,可以激发斗志,也可以表达伤感和无奈。”

在电视台上班的姐姐黄小琼说得更直白:

“写了那么多歌,如果没有人听,再好又有什么用?”

在情歌泛滥的香港,要是黄家驹跟别人一样去关注1997回归、关注社会矛盾,Beyond怕是永远也无法出头。他们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进入红磡开演唱会的摇滚乐队,只不过是因为妥协出了一条道路。

从《秘密警察》开始,Beyond四子剪去长发,以清爽、健康的面貌示人,歌曲越来越励志。为了得到更多关注,黄家驹必须写《喜欢你》这样的情歌,要为圣诞应景创作《真的爱你》。他曾明确地告诉伙伴:“纯粹的摇滚很难生存,如果不写一点这种歌,销量惨淡,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发片机会。”

恰恰是这两首迎合商业的歌,让Beyond得到了认可。多亏了黄家驹的才情,就是写这种流行歌,他往往也倾注极大的爱。

歌一红,副作用也来了。每次出去演出,人家点名要听《喜欢你》和《真的爱你》,剩下你们想搭一首摇滚,随便。没人愿意去欣赏演奏技巧,也没人想搞明白他们宣扬什么。为此,弟弟黄家强很长一段时间郁郁不乐,上台表演心不在焉。可即便是弹错了,台下也没人知道。他们试图以流行的姿态,为香港民众普及摇滚的魅力。说到底,这种努力是失败的。

还是大老师有先见之名。

20岁的黄家驹还没组乐队呢,20岁的大老师就什么都看清楚了:

“我要是还摇滚,最终只会有仨结果,改行,自杀,神经病。”

5

幸福的乐队很少,不幸的乐队各有各的不幸。

赔了付老板的钱后,大张伟一夜回到解放前。2004年,“花儿”跟EMI百代签约,明确了TeenPop的风格,向流行敞开怀抱。《我是你的罗密欧》拿了不少奖,但要说红那也算不上。网络歌曲和彩铃起来,大张伟算是见识了人民和人民币的力量,天天憋着要出一街歌。然后就有了《嘻唰唰》。

小样出来时,其他人傻了,说咱不是摇滚吗这算怎么回事?大张伟说:“石醒宇你不是想买车吗?这歌没有摇滚声,但有钱声儿。”

大老师不愧是“大数据”创作者里的先驱,一算一个准。那一年,《嘻唰唰》突破重围,洗脑歌词传遍中华大地,“花儿乐队”声名远扬,商演不断。很多人骂大张伟背叛了朋克,宋柯听歌时也不能理解:

“这才几年啊?怎么变成这样了?”

紧接着,《嘻唰唰》被曝抄袭。大老师的“大数据写歌法”明显有Bug,东拼西凑,侵犯版权。他自称听了十几个G的歌,是从那些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作品里提炼出来嫁接而成的作品。这话谁听了都觉得可笑。

网友追着他这一污点不放,深扒他抄袭的各种段落。大张伟出面道歉,见群众不依不饶,直接把《叫卖十三香》改成《穷开心》。

并表示:我就是一裁缝。

他确实红了,但红得有代价。所有命运的馈赠,都暗中标好了价码。那些年,“花儿”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把钱挣到手的伙伴渐渐都乏了。音乐做到这份儿上,早就和摇滚没关系了。2009年,“花儿”开了解散演唱会。大张伟的乐队生涯,在泪眼朦胧中结束。

比起大老师如此干脆的“背叛朋克”和“自甘堕落”,在家驹带领下的Beyond显然要顽强太多,同时也挣扎太多。

这份挣扎,一直伴随着黄家驹生命结束。

在香港娱乐圈,唱歌、拍戏、上综艺,对艺人来说就是标配。像朴树朴师傅这种厌恶圈子文化的,那你就别吃饭了。Beyond走红后,少不了参加各种无聊聚会做各种脑残游戏,一些门面社交搞得他们不堪其扰,于是写了首《俾面派对》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黄家驹直言:“香港只有娱乐,没有乐坛。”

这句话是Beyond生存的尴尬之处。黄家驹坚持原创,到头来不如流行歌翻唱来得火。他们想通过创作让更多人认可的歌来获取话语权,再做回摇滚,显然太过天真。

公司拉他们上节目、拍电影,为的是赚歌迷的钱,不是扶持摇滚乐。1991年,Beyond和新宝艺做《犹豫》,看到批判乐坛的《俾面派对》成功,四子想做双唱片,加入更多摇滚,最终还是胎死腹中。

乐评人王晓峰说得好啊:“在香港,出一百个刘德华你都不会奇怪,但Beyond和黄家驹的出现,实在是匪夷所思。”

为了回归初心,最终,Beyond选择去日本发展。黄家驹是冲着日本的风格多样去的,觉得他们不止唱男欢女爱,能够帮Beyond扩大知名度。结果一去,四子都不开心。语言不通,整天闷在屋子里。没有活干的时候,黄家强天天打电动游戏,叶世荣学会了抽烟。

四个人背井离乡,情绪非常低迷。黄家驹以为,在日本开放的氛围里,可以做一些发自内心的东西,最终还是要妥协,去讨好流行。日本公司希望他们做一些风格绵软的作品,不要那么坚持自我。

黄家强问他哥:“那我们来日本图啥?还不如留在香港。”

无聊望见了犹豫,达到理想太不易。

最为荒诞的是,在音乐抱负还没来得及实现时,黄家驹却在参加日本综艺节目时不慎跌落而亡。他最厌恶的事,却要了他的命。

很难想象,在生命垂危之际,他说出“疼,保重……”三个字时是什么心情。

那之前,叶世荣路过一家音像店,听到店里放的是日文版《海阔天空》。当时他很激动,觉得只要有家驹在,Beyond就有希望。然而,残酷的命运没有让黄家驹看到理想最后的结局。一切故事,戛然而止。

6

试想一下,如果黄家驹还活着,后来的他会变成什么样?

在日本发展得顺利还好,要是回香港,要么颓了,要么就跟大张伟一样,把音乐理想先放到一边,试着去逢迎讨好这个世界。

1993年,黄家驹去世。前一年,“四大天王”横空出世,随后统治香港乐坛整个90年代。生前火不过草蜢的Beyond,如果坚持摇滚不动摇,日子是不会好过的。那十年里,满大街泛滥的都是苦情歌。

来内地发展会好一点吗?摇滚,还是别指望了。1988年,Beyond到北京开演唱会,没几个人搭理他们。后来北京滚圈儿自己都颓了,除非他们走台湾五月天那一套。回归最初的前卫风格,还是死路一条。

和大张伟不一样,黄家驹对音乐的坚持,要顽强太多。在他创造力最强的十年里,流行歌写了不少,但还没妥协到去写《倍儿爽》的地步。他衡量自己成功的指标,大概率不是“上春晚、上可乐罐、挣一个亿”这三项,而是写出既坚守自我又有足够影响力的作品。

俗话说得好啊,你对人生有打算,可世界另有打算。事实证明,黄家驹的坚守,只能带来挣扎。理想,总是可望而不可及。万一人到中年,成家生子,上有老下有下,要为生计奔波,黄家驹还能坚持多久,这事儿谁也没谱。

猜测他走大老师走过的路,倒不是说会去搞“大数据创作”拼歌。原创当然是黄家驹自始至终的坚持,他没有那么世俗的功利心。

只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话说回来,大老师依然是爱摇滚的。他几乎没什么社交,参加节目间隙也在编曲,私下听各种牛逼音乐。只是他明白,那些玩意儿不赚钱,除非等哪天挣到厌倦了对舞台厌倦了,才会放下包袱,自己爱干嘛干嘛去。

听一位朋友说,他去录《乐队的夏天》,也是非常动情,还想毫无底线地朋克一回。

黄家驹之所以被那么多人传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坚持理想。能做到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张伟基于生存提前撤退,那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如果黄家驹还活着,想必也只能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一步步妥协下去。

记得几年前的《见字如面》,郑国强在信里对儿子回顾半生时写道:

“理想太容易妥协,欲望太容易放大……最开始爸爸没有欲望,拍自己喜欢的、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后来觉得为了养活自己拍点自己不想拍的也没事;再后来为了能升官,多拍拍领导想拍的未尝不可;再后来只要能赚钱,不拍照也行。底线就是这么一退再退,当退到某一天,我拿着相机卖力地拍着领导讲话,你妈打麻将拿着《大众摄影》垫桌脚,我就突然很鄙视自己。”

人年轻的时候,谁不是想爱、想吃、想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朵。可最后,都他妈一天天老去,奢望消逝,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君不见,多少年轻时想着“一生放纵爱自由”的人,最后都把自己给嘻唰唰了。

照这个角度看,黄家驹又是幸运的。

因为《漫长的告别》里,一代硬汉马洛早就说过:“生命的悲剧不在于美丽的事物过早衰亡,而在于它们变得苍老和鄙俗。”

18岁那年,一脸青涩的大老师去湖南卫视的《歌友会》演出。开口唱歌前,望着台下灰鸦鸦的一片大人们,他也说了:

“很多人老了以后回去看,会发现你年轻时讨厌的那种人,就是你老了以后的模样。”​​​​

赞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