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别信梁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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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人口专家梁建章博士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了这么一段高论:

可能没有必要12年去为了高考准备,可能我们在高一的时候就考掉了。就是缩短学制,把12年缩短到10年,那可能就是能够减轻学生的负担,也减轻家长的负担。那未来的学生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学其他的东西,更好地发展。女生也可以更早地毕业,能够更有时间去生小孩,或者是做职业生涯的发展。

这话并非梁一时起意,他这种一向稳重的企业家、学者也不会在采访时妄议国事。实际上,梁早在今年3月出版的新书《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中,便系统、详细地阐述了上述缩短学制与鼓励生育的观点。

可别急着反驳,一定要先学习下梁老师的精神,不要辜负他的一番努力。然后你就会十分感动,并且说出:

Noooooooo…

缩短学制,公平之害

这将是你这辈子说过的最长的一个no。

很简单,即便忽略一些表述上可能有点惹人嫌的内容比如“更有时间去生小孩”,缩短学制不管对中国女性,还是中国男性,都不啻教育的倒退,更是整个人生的灭顶之灾。

历史上,缩短学制这事儿,不谈个别、局部的,哪怕在全国范围,我们也并非没经历过。最近的一次可以说是“被迫”的,就是2003年期间的“非典”。

严格来说,非典并没有导致学制的改变,但却在客观上减少了学生的在校时长。而这些“本应上学”的时间,国家推出了“空中课堂”等措施来弥补。

但结果是大同小异的——空中课堂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虽然学制没有缩短,学生获取的教育也确实不足。有关部门察觉到了这点,并对考试做出了调整:当年无论小升初、初升高,难度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高考难度虽没有明显降低(甚至偏高),但录取分数线也创下了历史低记录。

这就导致发生了 一些十分荒谬之事。因为中考只考三科且难度极低,别说高分学生,就连满分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当年的北京,中考“恰恰”满分者,只能拿到全市三位数的排名。

排名更靠前者,则是拥有各项加分的小超人们。无论市三好学生,体育、艺术特长生(当年还未取消),抑或少民,都超过了一众满分者,跃居前列。

加分本是常态,执行偶有疏漏,总体并非不公。在教育成果所展示出的分数差距较大时,加分在实际意义上聊胜于无(例如贫困地区少民即便有大幅加分,也难以望通常学生分数项背),只是个形式公平的体现;但在教育“缩水”导致分数“缩水”后,加分的意义就被极度放大了。

简而言之,教育本身越“精简”,教育以外的“上升因素”就越多,教育的公平性就越差。

而在非典之前,缩短学制的情况也并非没有发生过,那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文革”。至于“文革”时期的考试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教育该有的形态,相信大家心里有数。

简而言之,在并无有效方法可在缩短学制同时维持教育质量不变的前提下(这一前提在世界范围内十分广泛且将持续很久),缩短学制可能导致什么?

1. 教育质量下降,考试难度下降,教育外因素突显,公平性变差;

2. 教育质量下降,考试难度不变,考试考察失效,依赖教育外因素,无公平可言。

第一种情况我们在“非典”中已经见到了,而第二种情况在“文革”时也确实发生过:工农兵推荐上大学。

说白了,靠运气,或者靠关系。

在中国古代,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发明之前,也有类似的“举孝廉”等落后取士制度。谁如果觉得那种“教育”更科学可取,不妨从小让孩子学习《弟子规》,争取成为未来有竞争力的人才。

你以为学制还没缩短吗?

运气或者关系,正是现行教育体制在筛除人才时,竭力回避尚且不及的因素。

相信大多数读者并没有自信靠荣誉、特长乃至少民为孩子打出一片天,那么学制缩短、教育质量下降的后果,社会又怎么承担得起?顺便,如果大多数人都能走上加分之路,那这加分跟没有也就没区别了,大概不难理解。

但是,梁博士的主张,并没有在社交媒体引发轩然大波。其原因也不难理解——有条件并有心情在互联网讨论教育话题,并看到梁博士发言者,大概普遍自居中产,认为自己并不是那“大多数人”。

这么说也没错。因为中产本来也不依赖学校那些教育,或者说学校教育在中产手中,只是和“穷人”拉开差距的工具罢了。

在穷人眼中,小初高学制从12年缩短到10年(如梁建章所言),那就是确确实实地少了两年。

在中产眼中,“12年缩短到10年”是没有的、不存在的,小、初、高学制始终都是14年或者15年,无非是从“学校12年,课外两三年”变成“学校10年,课外四五年”罢了。

大量自愿的、自费的补习班、私教乃至昂贵的私校,是富豪和中产有恃无恐的根据。中产们知道“靠运气、靠关系”都是落后的,所以他们靠钱。

现实中,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行,学校授课内容不断被压缩,虽然“学制缩短、教育质量不变”的奇迹尚未发生在这片土地,“学制不变、教育质量下降”的现象却已确实造成了。当然,这一“教育质量下降”仅对穷人而言。

近些年课外教育市场以及私立学校的火热,也与国家不断降低数学、英语难度关系密切。最有趣的现象是,在名校授课的老师纷纷辞职转为私教:虽然他们培养的人才更少了,但他们个人的收入却呈几十倍的增加——这可以说是教育政策在公、私迁移上最显著的外化。

我们无意责怪老师。实际上,中国教育的一大问题就在于师资严重不足,如今好老师向私教迁移,“先满足少数人教育需求”的成果,无非是“先让少数人富起来”的自然延伸,但这种延伸对于多数人却是倒退。经济的“蛋糕”可以做大,“先富帮后富”至少理论可行;但教育的蛋糕,以今日而言,还有“做大”的机会吗?

国家压缩公立教育促使个人开小灶的思路,与国家延迟退休促使个人、家庭为养老买单的思路如出一辙。最大的受害者是数量最多的普通人,而中产和富豪们只要舍得多出一点成本,结局并无大碍。

这种“成本”其实一直存在。哪怕在公立教育质量较高的80、90年代,手里有点小钱的家长同样能培养成绩更好的孩子。而花钱的途径也从来不啻“增加教育时长”:

1. 增加教育时长以提升质量类:补习班,私教,辅导书和今日的“知识付费”;

2. 直接提升教育质量类:私立学校;

3. 求加分类:培养艺术、体育特长,特长加分在有些地区已失效,原因可能是花钱较少、门槛较低;

4. 另辟蹊径类:不必纠结国内学校,出国上大学乃至出国上初、高中即可,十分昂贵;

5. 违法乱纪类:想办法搞到不正当的少民身份,或者取得高考优势地区的户口,十分昂贵。

如果以更开放、更具历史观的角度来看,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教育质量早就已经是纯粹的“money talks”了。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好事,某种意义上也没错。但要注意的是,向欧美靠近容易,向80、90年代回头难。

就教育政策本身,一两年学制,朝三暮四的加减法好做,夯实基础、提升效率才困难,且容易积重难返,上坡便秘,下坡窜稀。而在如今教育日渐掺水、“实质”底子本就薄弱的基础上,再连“形式”上的学制都砍掉2年,教育还剩下什么,快乐童年吗?

如果您不能确定在上述花钱项目中能为孩子砸出一片天,或者您只是十分朴素地希望国家多培养、个人少出钱,那您就务必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缩短学制”这类昏话了。

中产的公车

从教育角度把梁博士批判一番多少有些冤枉。毕竟梁提出这一主张的目的,其实是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的——促进生育,增加人口。事实上,梁的《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一书,仅从书名也能看得出在聊什么。

梁也并不是一心死磕学制。他在书中提到,为了增加人口,可以在推动城市化和大城市化、推进教育改革、移民政策调整、生育政策调整等多个角度发力。

梁被称为“理性商人与激进学者”,名副其实。作为一位实实在在的精英,梁站在国家、民族的“集体”角度考虑问题,是再正常不过的。然而部分主张(比如缩短学制),真的能使每一个“个体”受益吗,或至少能如梁在采访中所说,有益于女性“职业生涯的发展”吗?

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富豪和中产只占一小部分,学制的缩短,对无论是男是女的个体,普遍意义上都是灾难。至于“少上几年学”而早点规划“职业生涯”,更是十分神奇的逻辑:什么职业生涯,家庭主妇吗?

学历在中国即便已大幅“掺水”,仍然与所谓“职业发展”呈绝对的正相关。一个在教育上失去竞争力的女性,要拿什么去在职业生涯里获取竞争力,我还真的挺好奇。早上几年班就是“规划”了?梁建章是打算拿中专生举例吗?

更何况,“促进生育”这几个字,无论以任何领域、任何方式的政策推进,对目前中国女性的权益、地位,恐怕都没有任何正面意义。

其实生育困境对男性也一样,已婚女性遭殃,就意味着家庭遭殃。世界范围内,较为发达的国家生育成本高、生育负担重、生育意愿低的问题十分普遍,而出现这些问题的国家,也无一不面临严重的老龄化等人口结构问题,在人口专家眼中失去未来,乃至失去“大国崛起的机会”。

也不能说梁博士的主张就是错误的。只能说,在中国的改革历史上,得势的往往是更注重效率而非公平的一方。或许精英们现在思考的是:中国还有必要通过扎实的基础教育,培养大量素质较高的产业工人吗?

而梁的判断则更为直接。少上两年学,早上两年班。人口问题导致的“用工荒”缺口,多少可以填一下。届时,随着学制缩短,最低就业年龄是否也会降低?

在16岁~18岁的阶段,多数中产应该还过着温暖安逸的生活。更为讽刺的是,他们的忘性似乎非常大。不仅在教育领域目视公立教育滑坡无动于衷乃至叫好,也在社交媒体上以多种角度花式宣扬“穷人绝育论”:

1. 中国家庭的问题在于很多人不会做父母却做了父母。

2. 父母应该持证上岗,应该考试。

3. 穷人就别生孩子了,生下来也是受罪。

诸如此类情绪化的荒唐言论,在许多人眼里甚至早已并不算“荒唐”了。许多人义正辞严地批判穷人(旁人看起来,恰如急于把自己择出穷人群体)时,似乎意识不到以他们的中产标准,他们根本不该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更没有机会大放厥词。

教育领域的问题也是同理。其实我至今都不太理解中产们为什么宁愿花费高昂成本搞“课外教育”,甚至“另辟蹊径”,也不愿意正视“素质教育”或说“快乐教育”的本质就是国家把教育责任推给家庭。

或许这就是所谓“公车心态”,正如一些华人移民绞尽脑汁地在移民国试图抬高移民门槛避免后来同胞“上车”,富不到三代的中产们好像也是很满足于阶级日渐固化的现状。

不过你是穷人,或至少没自信搞中产那一套“全靠自己”的话,大概就不要相信梁建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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